色，戒。是李安的色，张爱玲的戒。电影《色，戒》的高潮是视觉上的，是它的色欲，是媲美AV的床戏，是瑜珈式的高难度体位；而小说《色，戒》的高潮是心理上的，是易先生买那枚六克拉粉红钻的时候，是王佳芝的心乱如麻，是那一句低声的“快走”。
所有的铺陈都不过是前戏，直到王佳芝忽然感觉，“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才达到故事的高潮。
在间不容发的一瞬，钻石恒久远，挡住了死亡；爱如潮水，淹没了政治。张爱玲通过这倒海翻江的一幕，希望在正邪之际，在忠奸之际，能保存一分个人情感的余地。但政治的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六十多年前的抗战时期，陈铨曾有四幕话剧《野玫瑰》，在国统区风靡一时。《色，戒》的易先生是汪伪特工首脑丁默邨的化身，据说《野玫瑰》的王立民则是影射华北傀儡政权领袖王克敏。同样是抗日锄奸的题材，同样是烟视媚行的特务J，同样是风月版的无间道，同样是与敌同眠，那不正是一出舞台版的洁本《色，戒》吗？
跟作为抗战文学的《野玫瑰》对照，更可见《色，戒》超脱于抗战的意蕴。
“野玫瑰开得多有精神！虽然没有人欣赏它，它并没有憔悴！”所谓“野玫瑰”，代表了女主角夏艳华，出身美艳舞女，实为国民政府特工，为了政治需要而委身于沦陷区伪政委会主席王立民。从表面的结局看，《野玫瑰》与《色，戒》正相反，女特工令伪主席与伪警察厅长自相火并，顺利完成了任务。不过，伪主席并非死于女特工之手——他得了一种跷蹊的怪病，一旦发病，则视力与心智俱失；当他杀掉警察厅长后，怪病发作，遂服毒自杀。如此一来，“野玫瑰”就不必辣手杀夫，在民族大义之下，多少存留了一丝夫妻情义。
《野玫瑰》维持了最低限度的情，而《色，戒》则戏剧性地放大了情。陈铨不敢直面个人价值与民族价值的冲突，“野玫瑰”兵不血刃，显示出他在理念上的退缩；相比之下，张爱玲则让个人价值与民族价值迎头相撞，王佳芝的抉择，恐怕也代表了张爱玲的抉择——她并不想以个人价值取消民族价值，只是，她终不愿为了民族价值而牺牲个人价值。在她，应是政治的归政治，情爱的归情爱吧。
“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只要这样，就够了。对于王佳芝，对于张爱玲，这是最重要的。即使他是汉奸，可他毕竟爱我。《鹿鼎记》第三十二回，陈圆圆回忆吴三桂时说：“他说人家骂他是大汉奸，可是为了我，负上了这恶名也很值得。我很感激他的情意。他是大汉奸也好，是大忠臣也好，总之他是对我一片真情，为了我，甚么都不顾了。”陈圆圆这番表白，简直可作“这个人是真爱我的”那句话的笺注。这是陈圆圆的逻辑，是王佳芝的逻辑，也就是张爱玲的逻辑啊。
说《色，戒》是对张爱玲与胡兰成关系的投影，当然只是附会；但如果说，《色，戒》透露出张爱玲对她与胡兰成关系的自我审视，却不见得是牵强的。胡兰成是易先生在政治上的同党，她可以不管；但胡兰成成为易先生在情场上的同类，她就不能忍受了。情爱不会被政治毁灭，情爱只会被情爱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