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一把钝了的锉刀。它慢慢地锉着，渐渐地达到了自己的目标。
——引自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刘路律师关于郭起真案的纪行一文，先发于《观察》，后转于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网站，我是从笔会网上看到的。文中涉及到我多出，有必要发表一下回应，但这样的回应显然是强迫自己说一些“本不该说的话”。其一，我从前说过，我没有资格也根本不想做郭起真案的发言人，所以对有关的事情（哪怕是泼污），保持了沉默。其二，前几天在我的《法天下博客。彦臣看法》上，《郭起真与不应该的“政治”》一文，有Chenhui跟帖，让我“别拿我家的事情当材料了！”
以口气及措词表明的辩护人身份论，这个Chenhui应该是郭起真的妹妹郭桂平。我尊重她的意见。
经过一个晚上的考虑，我还是决定对刘路的文章中涉及我的部分，做出回应。作为这个回应的前提（倒叙），我也不得不把郭桂平的跟帖转录于下：
“Chenhui评论（2007-11-14 14：41：18）：首先我要感谢您对我兄长关心和爱护！拜读了您的大作，才疏学浅的我想在此和您探讨一下，对否请多海涵。作为我兄长的朋友，您们可能有很多的沟通，也曾风雨并肩，想必您了解他并不比我少，他是个非常感性的人，不管是对这件＂政治案件＂的初衷还是他想要的结局，只是一种单纯的幻想而已，并不会象您进行＂理性的反思＂，我同意您讲的理性与宽容的基本价值观，但我相信您也是经历了风雨，（即鸡蛋碰石头）才若有所悟，见到了这样的彩虹，成为识时务的俊杰。我的辩护词不是很专业，也没起到什么作用，但我说的每句都是真实的肺腑之言，只是基于对他的无罪辩护，很简单，不象您相象的那么复杂，我和兄长有同样的品格：真实，执著，不会趋炎附势，做顺风草。在您的大作中我看到了您的理性成熟，老练城府。这是我们家人永远学不来的，只有钦佩，真想看到您曾放胆而言的样子，该是何等勇敢仗义！可我觉得那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无论何时您都不会成为政治流亡者，只因您是聪明人！最后借用一句话：别拿我家的事情当材料了！”
作为一个迟到或许也不应该的回应，我也有权披露一个细节：我和郭起真的太太赵女士曾被郭起真的一姐一妹骂下车来。虽然说是郭氏姐妹合力直骂赵女士，但我在车上，坐的其妹的私家车。我不知道换一个人比如刘路，他的感受该如何？赵女士被骂哭了，按喝令“滚下去”，而我虽被客气地又拽上车，但终究我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到了某一个地方，其妹硬塞给我一百块钱，让我打车由沧返泊。还好，我当时的钱夹里还有两三百块钱，所以我拒绝要她的一百块钱。还好，那天我找了一个最荒唐的方式去为自己的“不要脸”找个心理安慰——找到25年前上中专时的“初恋情人”，一起吃分餐式火锅。老同学慷慨地请了我一顿，对于貌似热情的叙旧到现在我真地回忆不起自己说了些什么。但有一点，我没说为一桩政治案件来了沧州。
我不是想抱怨什么，而是说道德的诈伪与自由的专横，对我这样的学者型的人也是一种伤害！尽管在刘路看来，我的个性张扬，并且这样的张扬似乎意味着心胸开阔。
回顾过去近半年的事件，我一直对自己的行为与心态负责，我始终不愿成为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尽管我是设计“说服方案”的主谋，但“说服方案”是否得以实施，不在我的意志之内。这个情形正如古希腊三大悲剧大师之一欧里庇德斯（前480—前406）所说：“神是讨厌过分纠缠的，同样，人也厌恶被人推来挤去。在旁敲侧击便可奏效的时候，过多的热情反而坏事。”之于这一点，我还要为历史作证，我和郭起真的联系，是他主动找我的——我写了一篇为石家庄郭光允呼吁的文章，他误认为是为他辩冤（——那篇文章没任何一处提到郭起真的名字与事件），就打来了电话。在他对办案单位的供述中，他完全颠倒了事实，说我主动联系了他。这个假话或误记的结果之于我，并不能导致政治惊恐，而是郭家亲属通过“与公安的通融”得到讯息后，会误判我一直为政治目的而利用郭起真。
即便是郭起真成了“和平交接委员会”名单上的“河北负责人”，我对他丝毫也没有领袖认同感，倒是我对他处理得一塌糊涂的人际关系特别是亲属关系而忧虑。后来，郭氏姐妹在车上的破口大骂，终于证实了我的担心。我当时很后悔，后悔自己为什么不早了断与他的来往，以至于受此羞辱！所以，在这篇短文中我想让刘路设想一下“假设的感受”。
刘路的长篇纪行所需要人们理解的，并不是案件的辩护如何失败了，而是在失败之后面临的汹涌而来的指责，并导致道德压力。但是，冷静地看，所有指责都是借题发挥，根本问题还在于：
其一，刘路是受独立中文笔会委托的，从而成为维权政治力量介入的“障碍”。
其二，刘路在笔会中（或许也在平时为人处世中）是利剑而不是锉刀，在“审判”笔会的力量来看，他是刘晓波余杰之外的重要“案犯”。
这两点均由郑义成为“追加被告”而证明。原来，一向老练的我想过：一旦笔会的领导权重新交回国外，这场华山论剑式的“江湖匪争”就会平息。现在看来，我错了。我太幼稚了，尽管我曾“威胁”刘路——“你再和某某打笔墨官司，我就不理你了。”
与刘路欣赏尼采相反，我对尼采这样的偏执狂，是抱天然的反感的。所以，我就引用孟德斯鸠的话，来“抵抗”刘路对尼采的引用。
我没有资格把刘路这把利剑给改造成锉刀，但是，正是利剑被磨钝的时候，新《律师法》中关于会见嫌疑人的规定有了好大的进步。也许这样的见解有“吹捧”共产党的嫌疑，但新《律师法》的反动方面只限于在法庭上规定律师的政治言论，没有人有权限制庭外的、事后的政治言说——比如，刘路现在的沧州纪行。这样的进步，是许许多多像刘路这样的律师的屈辱经历换来的。他们的“庭外文章”对黑暗的揭露虽然不足以形成良知反省的压力，至少导致了利益维护下的技术改进。因此，我要对所有抱利剑之器而行锉刀之实的律师们，说一声：“我会为你们祈祷的！”
之于我个人和郭起真的关系就此打住，也是比较明智的，尽管看起来这样做比较残酷，毕竟他现在在监狱里。但是，郭起真案件作为一个公共政治事件，理应受到整个异议力量的关注与帮助，尽管笔会和维权力量存在矛盾。最后，我引用《淮南子》的法律道德警句来结束本文——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求。让我们尽量尊重事实与自己亲历的历史吧，尽管我们无法摆脱人性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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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本文只发笔会网站，任何转载须经我本人同意。2007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