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我出狱十多年后，直到我已经平反，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一本法律知识杂志，上面提到“有罪推定论”和“无罪推定论”的概念，我才恍然大悟从法律的角度讲我们坐牢的问题出在哪里，我才恍然大悟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是怎样出笼的。
“无罪推定论”认定嫌疑犯是清白的，直到证明他有罪：“有罪推定论”就是尚未证明他有罪，就断定他有罪了。
那时候由我们独步一时的神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党和它的政府是绝对正确的，与这种思想配套的当然是“有罪推定论”，百姓被灌输的也只能是“有罪推定论”。逮捕我的当时堵在门前坝子上超过百名的看客，无一例外地相信这个被反铐着的女孩子肯定是个不折不扣的罪人，连我自己也认为，逮捕我的本身就说明我有罪，不然，他们怎么会来逮捕我呢？所以，审讯员王文德一开口审讯我，我就赶紧认罪不迭，努力搜索交待自己的“罪行”，压根没想过自己会是无辜的。
直到一九八七年出国后我开始学英文，直到慢慢学会读英文报纸，从小方块广告到整篇文章，特别是警察侦探破案和法院审理宣判犯罪分子的文章，“无罪推定论”的知识逐渐多了一些。
起初，我很不喜欢那些帮坏人辩护的律师，认为他们为了钱帮坏人说话，明明是杀人犯，还要强词夺理说他没有杀──这里，我既不是当事人，不是警察也不是法官，我怎么知道他“明明是杀人犯”，在某种程度上我还在犯“有罪推定论”的错误──慢慢的我认识到，辩护方的任务是不遗余力举出证据保卫嫌疑人的清白，检控方的任务是费尽心机找出嫌疑人罪名成立的证据。双方把自己所有的证据摊出来，一证一反，事实真相就不难判断了。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辩护律师尽心竭力为被告做无罪辩护，誓死捍卫被告人的权益，警察侦探就可能滥用权力，偷懒取巧草率从事，主观臆断妄下结论，就很可能冤枉好人。同样，如果没有警察侦探全力以赴，忠勇两全，耐心细致，抽丝剥茧地侦察取证，罪犯就会耍尽手腕拼命抵赖，金蝉脱壳，瞒天过海，逃避法律的惩处。
检控方和辩护方，他们既是冤家对头，又共同承担惩罚恶人和不冤枉无辜的责任，就像两个互补的齿轮，共同保证案件运转在正常的轨道上。
事实上，辩护律师越是为被告“狡赖”，越是“睁着眼说瞎话”，越是从根底上否认控方的指证，警察、侦探们的工作就越要一丝不苟、细致周密，证据就越要确凿无疑、天衣无缝。否则，明明对方是个罪犯，也可因为证据有漏洞（reasonabledoubt合理的疑点）而使所控罪名不成立。罪名不成立你就得放人，警察侦探数月、数年的心血功亏一篑全功尽弃。而且，这个人一旦被宣布无罪，你就不能以相同的罪名再次控告他。
所以，在西方，惩罚一个坏人并非是件容易的事情。
最好的例子是94年下半年美国足球电视明星辛普森的双命案──他的前妻和前妻的男朋友在家门口被杀，前妻的头几乎给割掉。辛普森开车去机场，警车在后面紧追不舍，直升飞机摄下了追捕辛普森的全过程，全世界千百万电视观众印象深刻。这个案子一路审讯下来，从辛普森的家庭暴力史到他杀妻的谈论，以及犯罪现场发现的证据等……看起来，辛普森一级谋杀罪罪责难逃。可是，峰回路转，辩护律师否认那双现场拣到的血手套是辛普森的，他们说手套是某位仇恨黑人的警官放在那里故意陷害他。电视里我们看见辛普森当众把手套带给大家看，是有点紧，辩护律师又放了一盘那个警官曾经用歧视性语言咒骂黑人的磁带。陪审团的十二个陪审员认为这个案子的确存在reasonabledoubt，辛普森无罪释放。他和他的辩护律师们宣布，正义得到了伸张。后来，两家受害人的四个年老父母，再向民事法庭提起控告，民事法庭对证据的要求没有刑事法庭严格，只能判辛普森上百万养老金拿出来赔偿两条生命的损失，使他晚年过穷日子，间接证明他有罪。
墨尔本也有几件这样的例子。特别是那个杀了他女朋友一岁多小男孩的人，半年后，孩子的尸体冲到了水库边，身上绑了根长铁条。警方证明，该嫌疑人被抓时衣服是湿的，藏在床垫下的钱也是湿的，还出示了从犯罪嫌疑人家里搜出的一张过去的照片，后院的围墙上靠着一根长铁条。但是，辩方说此铁条非彼铁条，因为按照与周围实物的比例来计算，它比真铁条长短相差三公分。控方的证据存在说得过去的疑点，犯罪嫌疑人无罪释放。孩子的母亲五年后的现在，还在为此事向法律讨公道。
一个叫罗伯特？发奎森的男人，前年父亲节把车子从公路上开进路边池塘里，淹死了他三个儿子，最近，这个案件正在审理。他说他不是故意的，他正在感冒，咳嗽得眼睛一黑什么都看不见，车子就冲了下去。罗伯特儿时好友作证，罗伯特对他说过，他的原妻和别的男人好了，他要把那个女人最宝贵的东西从她身边拿走，要她永远记住父亲节这一天。一个招手停车的司机证明，满身是水的罗伯特说他淹死了自己的孩子，车主借手机给他报警，并愿意跳进水里帮他救人，被罗伯特拒绝，他要开车的把他带到前妻家里，让她第一个听到这则消息。这个案件由于警察在当时对车辙和刹车印记的检查有疏忽，辩方有很强的理由反驳，我担心这个大缺撼，很可能使罗伯特的故意谋杀罪不成立而判为过失谋杀甚至无罪释放。
后来，电视新闻报导陪审团宣布罗伯特？发奎森谋杀三个儿子的罪名成立。他的前妻和前妻的母亲当场昏过去，一个坐轮椅一个睡担架离开法庭。她俩一直站在被告人一边，说罗伯特连儿子的毫毛都不曾碰一下，怎么会故意谋杀。
罗伯特的律师宣称，当事人已指示要为他上诉，还他的清白。后事如何，得听下回分解，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将又是几个月几年的马拉松拉锯战。而且，罗伯特是个洗玻璃窗的工人，收入不高，巨额的诉讼费最后将由纳税人买单──低收入的人打官司，经申请批准后，政府给予法律援助。
“无罪推定论”迫使警察、侦探的任务更加艰巨逗硬，哪怕被杀的是警察。
墨尔本两个警察深夜执行任务，第一个警察刚跨出车门就被人枪击，当场死亡，第二个摸出手枪追过来，被一辆急驰而去的车子从后窗玻璃射出的子弹击中，爬行两百多公尺后，他倒在另一名警察怀里。他说，我真不想死。说完，他就永远闭上了眼睛，儿子才出生三个星期。
两个当事人都死了，现场既没留下凶器，也无目击者，只有从地上拣到的几粒枪击后留下的碎玻璃渣。吸取悉尼血的教训，那里也是两个警察被枪杀，由于侦破工作不够周全，法庭审理中有reasonabledoubt，杀人犯被宣布无罪，立即释放。眼睁睁看着杀害自己同事的犯罪分子逍遥法外，警察们痛心疾首。
墨尔本警察们从一粒有H字样的碎玻璃查起，花了五年时间，终于把两个杀人犯送上法庭，五十多岁的老盗贼抢劫惯犯和他的搭当──小女儿的男朋友。
“无罪推定论”允许嫌疑犯长一百张嘴为自己辩诬，允许他们保持沉默，允许他们出示不在现场的证据……过去，这个五十多岁的老贼，利用这些条款过关崭将无数次逃避了法律的惩处，这一次他被判处终身监禁，永远不得假释。他的准女婿终身监禁，三十年后才允许假释。
事后披露了该案的详细报导，我这个读者光是读都读累了。警察们怀着巨大的悲痛，从一块碎玻璃查出了汽车制造厂，从维多利亚省两千多买主名单往下追，五年日日夜夜的艰辛，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之后他们才逮捕罪犯，提起公诉。
我常常很纳闷，“无罪推定论”好象专门为犯罪分子讲话开脱，好象努力保护的是犯罪分子，警察侦探花了不计其数的精力、时间和钱财，往往让“无罪推定论”把他们的努力抵销，把罪犯释放。这样做是否矫往过正，是否值得？
这样做的道理究竟何在？
长期读太阳联合报（HeraldSun）上的这类文章，我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在民主社会里，每个人的权利包括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都一无例外地被尊重。在这个社会里，避免冤枉一个好人比惩罚一个坏人更为重要！社会不会因为多了一个未被惩罚的坏人而混乱，但是，社会将会因为冤枉了一个好人而永远蒙羞。
为了不冤枉好人，就可能放走罪犯，这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你别无它择。
法律制定得再公正无私，它由人或人群执行，人就可能犯各种错误。当人类社会做不到“一个坏人不漏网，一个好人不冤枉”时，我看，“无罪推定论”可算是一种不错的选择。这种选择表现了对人的权利的重视，也是一种社会的自信、气度和胸怀。
据我所知，“无罪推定论”也无可避免地冤枉好人。
数年前，澳洲有个女犯十二年刑期只坐了不到一半，就宣布无罪释放了。据说她信邪教，把自己八个月大的女儿杀死献了出去。从被捕的第一天起，她就没有认过罪，直到五年后，一个神经不正常的年轻男人声称要和上帝拥抱，他跑到山巅上摔死在悬崖下，人们在找到他尸体的同时，发现了一件沾满血迹的小白外套。经调查，这件外套是这个女犯失踪女儿当时穿的，这婴儿是被那里一种很凶恶的狼狗吃掉的。去年，美国无罪释放了一个关了二十年的强奸犯，二十四岁入狱，出来时，他当年襁褓中的儿子和他一样高大。最近，加拿大无罪释放了一个十六岁就入狱，坐了五十年牢的男人，他也是一直申言没有奸杀那个女孩。
由此可见，哪怕“无罪推定论”如此用心良苦地避免冤枉好人，还逃脱不了制造冤案的可能性。那麽，回想我们中国长期以来推行的“有罪推定论”，操作者在毫无制约甚至被鼓励的情况下，制造出成百万上千万的无辜受害者就一点不奇怪，其后果要多可怕就有多可怕了。
澳洲政府后来给了那个女人一百多万元赔偿，她移居美国，写了书，拍成了电影。坐了二十年、五十年冤狱的那两个男人，当然会得到更多的赔偿。
青春、岁月、健康、活力、智慧……都不是金钱可以赎买得回来的，但是巨额的经济赔偿起码表达了政府认错的诚意，起码给“无罪推定论”的漏洞打了几个补丁，起码让那些法律的执行者如履薄冰，谨慎再谨慎。
与“无罪推定论”相比，那些绝对正确者所推行的“有罪推定论”就罪恶滔天了。由它批量生产出来的冤假错案，那写地、富、反、坏、右等五花八门称谓的受害人，给一张平反的纸远远不够，还应该获得相当的经济赔偿。
那是要把这个政权赔跨的！
2007，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