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贝托·艾柯在谈及他的朋友达尼埃尔·阿拉斯(Danniel Arasse)时曾感叹法国一批文化学者相继去世是一个“民族的悲剧”。阿拉斯是法国著名的艺术史家，他在知道自己时日无多的情况下，通过电台将自己一生的艺术研究内容讲述给听众。《绘画史事》一书就是电台讲座内容，也是阿拉斯最后的著述。
一个毕生致力于谨严的艺术史研究的学者，为什么最终选择了普通听众而非学院师生，选择电台而非讲台，确是值得琢磨的问题。
逝者已逝，也许这个问题可以从听众那里得到解答。就像《百家讲坛》的观众往往能揭示易中天，法国听众定然也塑造了阿拉斯。(如果将大众传媒的受众比喻成大洋暖流中的浮游生物——无法影响水流的方向，但作为食物链的最底层，他们决定了海洋中究竟能生存座头鲸还是企鹅。)很难想像，在《夕阳红》的原班观众面前，《百家讲坛》上会站着一个中国版的阿拉斯。
同样难以想像，阿拉斯那种开放的、多元的，甚至有时候显得犹豫不决的学术演讲在中国有立足之地——那似乎过于谦逊了。要知道，电视也好，电台也好，这些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居于重要位置的媒介，其本质是权力。打个比方，周振鹤曾对易中天所讲的空城计有过批评，但有多少人会知道他的见解呢？易中天说：“历史不是少数人的专利。”但他肯定也知道，在目前中国的大众媒介上频频曝光的确是少数人的权力。
尽管我鄙视浅薄的权力哲学，但我也不得不承认，就像一位哲学家讲的那样，观众们并不会关心那个长相英俊却站在跑道边的年轻人，而置那个满脸痤疮毫无美感的冠军于不顾。问题是，那个年轻人可能根本没有上场的机会，而所谓冠军，那一脸的痤疮是滥用药物所导致。
如果说以前的《百家讲坛》上还能看见几个真正学者的身影，比如李政道，比如叶嘉莹，比如葛剑雄，那么现在的讲坛上声情并茂的是些什么人呢？岂止《百家讲坛》，央视的所谓科教节目在进行什么样的科教，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70多岁老妪假怀孕、子虚乌有的校园鬼影、早在20年前已被戳穿的天外来客……滥用权力的不是易中天。
不幸的是，六七年前，我就已是周振鹤的读者。当时偶然翻到一本小书叫《随无涯之旅》，作者便是这位周先生。他的文字谈不上迷人，有时老气横秋，有时又呈书呆子状，让人搞不清他是哪朝哪代的人——书中连一行作者简介都没有。可能正是好奇心作祟，想弄清楚他的来龙去脉，于是仔仔细细把那本小书读完。结果是喜欢上了这些内容驳杂的文字，也喜欢上了这个作者。之后我又找到他的一本小集子《中人白话》，也读得津津有味。其中有一篇讲他在琉璃厂淘书，买到一本有顾颉刚和民俗学家江绍原签名的《张季善遗著》。周先生的文字简约，可无意获得此书的快意却跃然纸上。
这时才从书上知道，这位周振鹤先生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的教授。后来有机会去上海，我甚至辗转找到了他家的电话号码，准备去和他“白话白话”。照周先生所写，所谓“白话”，就是闲聊的意思。可惜的是，电话打过去却是空号，可见没有缘分。
易中天曾经说：“应该有一部分文化人具有社会责任感，不计名利地担负起继承和传播传统文化的重任。”他说得没错。我很希望，有机会的话，周振鹤这样的学者，应该像阿拉斯那样，谦逊地使用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