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1924年，吴佩孚和蒋百里曾一度命运交织。时值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慕蒋之名，请其同去东北讨奉或带两师回湘布防，蒋皆推辞未就。后吴兵败，及其再起之时，蒋感念前恩，又有促其联合西南革命军讨奉的意图，便就任吴的参谋长。但因吴一心联奉讨冯，蒋不久便辞职而去。这两个民国史上的著名人物就此分道扬镳。
民国大记者陶菊隐在1941年和1948年分别为两人写了传记。山西人民出版社最近将这两本传记汇成《狷介与风流》一书。陶比吴小27岁，其刚出生时，吴已以秀才身份投笔从戎。及至吴大帅声望如日中天之时，陶也在新闻界立足，虽与吴缘悭一面，但其所写与吴有关的通讯稿多达数十万字；蒋百里则比陶大16岁，两人为知己好友，蒋还曾介绍陶与蒋介石见面探讨时局。因此，陶为吴、蒋作传，是以同时代之视角观之，向来被治民国史者视为第一手珍贵史料，再加上陶坚持“是则是，非则非”的客观态度，秉笔直书，文字简洁生动，两传亦成为传记中之上乘佳作。
在民国史上，吴佩孚与蒋百里两人虽境遇不同，但均有与时代格格不入之处。
吴崛起于军营之时，正值中国由帝制转民治的转型期，也即历史学家唐德刚所称“历史三峡”之激流澎湃之时。民国二年发生的“宋教仁被刺案”及其后国民党人发起的“二次革命”，在民国史上开了政争不循法律途径而以枪杆子说话的先例。在同样的逻辑之下，中国随即陷入军阀连年混战的局面。
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之后，吴以“闪电战”成名，跃升为北洋第三镇曹锟手下的第一员大将。在直皖、第一次直奉战争两战皆胜之后，他实为中国实力最强的军阀之一，被美国时代杂志誉为“中国最强者”。但在其他军阀普遍勾引外援、扶植党羽、占地盘、搜刮私财之时，吴却算是其中少有之异类，他常自比关羽、岳飞，心存救国救民之念，不纳私人，始终奉行“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陶在传中既感佩其风骨，又憾其“对现代政治理解不足，对人生体验亦有不足”，因此一意孤行，终归失败。唐德刚亦评价其为“狷介一生”，狷介者，正直孤傲、洁身自好之谓也。
蒋百里也是秀才出身，后弃文学武，竟以日本士官校步兵科第一名成绩毕业，受天皇赐刀。归国后，再去德国进修军事。若蒋是一野心家，凭借其军事天才及当时显赫之声名，自然不难拥兵自立、权倾一方。但蒋恰恰“一生以国防为其中心思想，以建军工作及军人之精神教育为其不二职志，绝无个人权位之私”，以至竟如学成“屠龙之技”，无处施展，不得不束之高阁，终生未见大用。
在这一点上，黄兴、蔡锷之精神气质与其不无相似之处。当清帝退位、民国甫立之时，黄兴任南京留守，当时大小军队尚有三十万之众，但黄一心只想遣散军队，使革命后的民国能有和平建设之机会；蔡锷也是一手提拔唐继尧，将滇军交付，结果护国战争时，蔡只从唐手上领得数千羸兵出战。
即便是一代伟人孙中山，在屡战屡败之后，也深感没有“枪杆子”无以成事的困惑。因此在二次革命后，孙中山竟然也在日本搞起了绝对权力的中华革命党，实在是痛定思痛的结果。
陶氏则评价蒋说，“这一半的责任应由他自己负，因为他的书生习气太浓，一半应由历来的当局负，他们要狗才而不要人才。”蒋确实有股子书生气，他曾被袁世凯钦定为保定军校校长，却因办校屡遭当局掣肘，愤而自戕；他在政治出路渐窄之后，转而将精力投向学术研究，他“不仅是中国唯一的军事学者，且对政治及文学无不富于天才”。
蒋之人生际遇亦为时代之悲剧。从民国初期开始，由于国家制度无定型、政府运作无法制，整个中国社会已演变为弱肉强食的“霍布斯丛林”。那个时代的军队系统，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几乎没有哪路武装不是“子弟兵”，从而演变为军阀割据的状态。即便到了国民党时代，军队内部仍然是派系林立。因此当梁漱溟在抗战期间的参政会上不合时宜地提出“军队国家化”的主张时，张群回答说：“老实对你讲，国民党的生命就在它的军队，蒋先生的生命就在他的黄埔系，你向谁要军队就是要他的命，谁能把军队给你？你真是书呆子！”
由此可见，如蒋百里这样心无私念的一介书生，即便为不世出的军事天才，领袖又如何肯让他掌握军权？事实也是如此，无论是喜欢笼络旧官僚戒备“士官系”的袁世凯，还是一心扶植黄埔系的蒋介石，最后都只愿意将蒋百里摆到军校校长的位置上。
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吴与蒋均表现出铮铮铁骨。日本人请在北平做寓公的吴做北方伪政权的领袖，吴答应出山，但条件是日本无条件撤出所有中国领土；而蒋很早就预见到中日之战的战况，提出“持久战”，并留下了“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的名言。陶为吴作传，即“意在借重其不勾引外援这一点，警惕当世野心家莫做吴三桂的一流人物”，写蒋，则悲其“不能完成他建军及巩固国防的伟大理想”。
延伸阅读
《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五册)，陶菊隐著，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1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