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表过一篇《彻底平反右派，天理昭昭》——读《一颗“卫星”五万人命》，是说广西省西北部有个环江县，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在县委书记洪华导演之下，以荒谬绝伦的方法，弄虚作假，放出了一颗水稻亩产13万斤的大“卫星”，一时成了全国报纸的头条新闻。亩产13万斤，意味着每平方米收获200斤。这样的产量只能编神话故事了。那些前来验收的各级官员，专家，记者，他们看在眼里，除了一位省委组织部长拒绝签字，人人都签字认可。大家可能还见过一张这样的老照片：一个笑嘻嘻的小孩，坐在密密实实的稻穗上。这就是环江水稻亩产13万斤留下的记录。
于是，这位洪华书记成了披红挂彩的英雄，被高高抬起，在锣鼓鞭炮之中，招摇过市。洪华成春风满面，好不得意。
由于牛皮吹得大，随之而来的就是要满足上头的高征购。征购不到粮食就要层层追查瞒产，把农民的口中粮也予以剥夺，以致于这个1954年人口普查时为15·7万，1959年增长到17万人口的小县，经过大饥荒的折腾，到1962年时人口锐降为12万人，不计算人口的正常增长率，也死了5万人。
我们要问，弄虚造假的洪华怎么能够一路绿灯，畅通无阻呢？那些前来验收的各级官员，专家，记者，他们看在眼里，为什么不敢揭露实事真相呢？大家可能还见过一张这样的老照片：一个笑嘻嘻的小孩，坐在密密实实的稻穗上。这就是环江水稻亩产13万斤留下的记录。
这些逆情悖理、荒谬绝伦的怪事，其源盖出于反右运动。
正是这个环江县的原县委书记王定，因为实事求是，在中国首倡包产到户而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公职，劳动教养。
黄钟毁弃，瓦釜独鸣。
因此，还有什么样的闹剧丑剧荒诞剧不能上演呢？
反右运动的铁律就是无情地打击一切敢于讲科学，讲实事，讲真话的正直的人，反之就是奖励、鼓励、提拔一切敢于吹牛撒谎、弄虚作假、瞒天过海的那些作风恶劣的人。反右运动把整个党风、民风、国风都彻底颠倒了过来。从此价值观、是非观都越来越背谬荒谬。说假话、空话、大话成了中国共产党党风的主旋律。谁不会说假话、空话、大话，谁就别想升官。
因此，毛泽东才能够顺利发动大跃进，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把国家，把人民，把共产党推向灾难的深渊。
尤其不可思议的是，那个造成环江饿死5万人的罪魁祸首洪华虽然受到惩罚，开除党籍，判刑5年，但是1980年却获得平反。这是更加逆情悖理、荒谬绝伦的事。
我们要问：共产党啊，你还讲理不讲理？
是洪华应该平反，还是王定应该平反？天理昭昭，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执政党吗？环江的父老乡亲们，环江的那些饿殍们，你们说，是应该给洪华平反，还是应该给王定彻底平反？你们环江县的英雄桂冠应该戴在洪华头上，还是应该戴在王定头上？你们环江县应不应该给王定修一座功德碑，同时建一个耻辱柱，把洪华的名字刻在上头？
我个人收集了许多环江县和王定的资料，本想到环江、南宁、柳州、桂林和全州走访一下，可是遇到十七大，党委和公安禁止我外出。广西的朋友卢蒙坚说现在天气不好，你年纪这么大了，又没有人陪伴，还是等等再来。我本想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去畅游一下，可是天有不测，现在要住院“切肺”，看来明年春天也未必能够成行了。
王定写了一篇《一颗“卫星”五万人命》，说：“40年前，即公元1958年9月9日，广西环江县放出了水稻亩产稻谷13万斤的“大卫星”。这颗全国最大的水稻假卫星，在一个正常年景里，给环江县造成巨大灾难，党和政府的威信更是受到难以估量的损失。
自1949年末建立环江县政权之始，直到1957年底反右，我是环江县的首任县官，有责任就所亲见、亲闻及30多年来搜集的有关资料，具书陈述，并供后世查寻。
环江县位于广西西北部，总面积4500多平方公里，居住着毛南族、壮族、汉族、苗族、瑶族、仫佬族、水族、侗族等多种民族。山区人民敦厚纯朴。环江是个产粮大县，畜牧业以养牛、养猪为主，农民有圈养黄牛的传统。县内森林资源较为丰富，有大片的原始森林，只是在放水稻大卫星后两个多月，环江又放出日产钢铁6万吨的大卫星，原始森林遭到严重破坏。”该文发表在《南方周末》上。其小标题是“合作化滋生弊端”、“ 包产到户、到组，县委遭改组”、“ 密植夺高产的假戏法”、“ 亩产13万斤的‘制作’过程”、“ 浮夸骗来荣誉、权位”、“ 放卫星后的高征购”、“ 追瞒产置人于死地”、“ 大饥荒，饿死五万人”、“ 迫害反映情况的好干部”、“ 设置障碍，调查受阻”、“ 造假者的结局”。 原载于《南方周末》报1998年10月9日18版，原题《狂热及其灾难》。
现在大家对于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饿死4000万人的历史漠然无知，之因为共产党没有勇气承认，最近CCTV拍摄的《复兴之路》仍然这样歪曲掩盖历史事实。王定文中有一个例子：
城关公社塘兰大队党支书崖日坚，不忍让群众活活饿死，开仓库拨了部分粮食给断炊的群众救急。洪华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指着崖的鼻子大骂：“有你崖日坚，就没有我洪华；有我洪华，就没有你崖日坚。”于是这位土改的积极分子、多次的劳动模范、合作化的带头人、公社党委委员、大队支部书记，就被当场宣布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并被罚站到散会。此后又被拉去县里和村里，召开大大小小的斗争会，这位身强力壮的30多岁农村好干部走不到两里路，活活地饿死在回家的路上。
饥饿难以忍受，一些不甘心等在家中饿死的人纷纷外逃，到贵州、金城江等地讨饭。县委即下令追捕，集中关押进行“教育”。在关押之中，连闷带挤，死去44人。在追捕过程中，水源公社书记韩祖文曾按照洪华指示宣布：“外逃人员经动员还不肯回来的，就打死算了。”
王定留下若干万字的遗稿。王定死后，在老家全州，妻子叶葵仙为他建立了纪念馆，把他的遗文，全部刻到60×80厘米的石碑上，有数十块，镶嵌到这个纪念馆的墙壁上。他的家人和朋友为他建墓立碑，在墓门上刻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不屈不扰争民主人民英雄”，横批是“广西纳吉”等文字，表明王定死而无怨、死不瞑目的精神。这样的墓联，在全国还没有见到第二个。
我将要写的一篇文章是《死不瞑目的右派王定》，材料收集了很多，但暂时难以执笔了，先把王定的墓碑照片发表。这张照片是王定的夫人叶葵仙刚刚寄给我的。我们作为王定的难友，后死者，其实只是继承他的遗志，“不屈不扰争民主”。我个人也以此自勉自励，故先把他的墓门照片公诸于世，使全世界知道：中国的右派是一批痴心追求民主自由的战士。如果我术后健康恢复良好，我仍然希望将前往广西，到王定墓前向他鞠躬致敬。
王定的难友卢蒙坚写了《中国包产到户首倡者王定的遭遇》，介绍甚为详细，我抄录原文如下，想必卢蒙坚先生不会怪罪我有掠美之嫌。
王定，原名廖基豪，广西全州人，1923年生，肄业于具有革命传统的桂林两江师范。1947年他和爱人蒋继璘把刚8个月的女儿留在家，参加我党领导的全（州）灌（阳）武装起义，是游击队中惟一的夫妻战士。这支队伍成立不到10天，就遭到反动保安团的严重袭击而被打散。王定等冲出重围。蒋继璘不幸被俘，同年9月15日在县城英勇就义。死后被惨无人道的反动派割乳剖腹，取身孕泡酒。她是解放战争时期全州第一位女烈士。
王定突围后，化装到达武汉，辗转至香港，入我党领导的达德学院学习。1948年1月参加西江游击队，次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调回广西，先后担任过游击大队长、参谋主任兼联队长等职。
50年代前期，他担任过副县长、县长、县委副书记。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席卷全国农村，广西环江县一夜之间冒出109个高级社。县委书记王定却一头钻进山旮旯里，察民瘼，摸民心。他察觉到，高级社和“大跃进”实际上并不符合农民的根本利益和心愿。于是，他破天荒地提出了“包产到户”的主张。为此，县委对宜山地委作了专题汇报。起初，地委批示：各县可参考，环江可试点。
1957年1月16日，《广西日报》正面报道了环江“包产到户”的消息；同月27日，《浙江日报》也刊登了永嘉县委书记李云河关于“包产到户”的专题报道。但不幸的是，不久后王、李双双被打成了“右派”：李被开除党籍、撤职降薪；王被开除党籍、公职，劳动教养。
还有一段插曲：1957年5月，广西省第二次党代会召开。王定在大会发言，对省委拖延两年仍未处理平乐地区大量饿死人事件，公开提出了较为尖锐的批评，赢得了大会代表的热烈掌声。王定尚不知“阳谋”为何物，祸根就埋下了。
被打成右派后，王定全家被扫地出门，撵出县委大院，住到四面通风的圩亭。幸有好心人腾出一间房，他一家才得安身。王定之妻叶葵仙是财政科副科长，也被株连，逼迫她和王定离婚，她坚决不从，被罚到酒厂挑水。从此王定一家沦为“贱民”。
1958年秋，王定被武装转押到柳江县新兴农场。这个广西最大的劳改农场，当年集中了300多名被“劳动教养”的“极右分子”，他们以前大都是区、县级干部。在该农场的开荒队，笔者和王定成了昔日战友和今日难友。
这时候，“大跃进”席卷全国。专政场所的新兴农场更是热火朝天：打擂、献礼、深耕、夜战……幻想早日脱帽的教养分子，人人争先，个个拼命，日夜猛干。由于劳动强度过大，劳动时间延长，更主要的是营养缺乏（每人每餐只有3只木薯粑粑），在“大跃进”了一段时日之后，教养分子们骨瘦如柴，面黄肌瘦。有一天，晚收工的时候，一位姓蒋的教养分子（前小学老师，玉林人，名字忘了），挑了一大担茅草，走在小组的最后面。回到大茅棚后，当晚并没有人留意。第二天早上出工点名，才发觉少了他一个。队部马上派教养分子循着原路找去。最后，在一条干了的小沟边，发现甩着两捆茅草，蒋老师躺在沟底，全身早已冷硬。几天之后，大组长王定在发包裹的时候，一连喊了几声“蒋××”，没有人答应。王定满脸凄楚，笔者和在场的难友闻声无不心酸。
劳改农场实行“以教养管教养”。王定当大组长，有权请医务室（也是教养医生）上报队部批准病号休息。当时，笔者在木工组扛重活拉鲤鱼锯。有一天下午刚出工，半路上迎面碰见王定，他惊讶地望着笔者说：“卢蒙坚，怎么搞的，你的脸肿得像南瓜一样大？！快点快点，莫出工了，回茅棚休息。”
笔者用手一按自己的脸颊，感到松软得就像一团棉花，心惊肉跳，即刻低头掩面回到茅棚，蒙头便睡，一两天后才消肿。——想当年，蒙王定之荫庇者，又何止我一人！
因营养不良而造成的浮肿病，在教养分子中间悄无声息地蔓延开了。除了少数几个大伙房的教养伙夫以外，全体教养分子，人人面现菜色，大眼凹颊，举步维艰。举凡四脚蛇、蜈蚣、蚂虫另、蚂蚱，只要抓到，马上烧吃；甚至连牙膏和甘草片剂也成了美食。前《梧州日报》总编辑黄莎（他与笔者同在王定的大组），就是这个时候饿死的。他死后，口袋里还有一张他未见过面的婴儿照片，他在相片背面写给妻子几个字：“拜托你了。”
笔者刚投入劳教时体重63公斤，于今只剩36公斤。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农场只好宣布停工。停止劳动大约有半个来月，当时，教养分子的伙食也有所改善，有时每人还能获得一片猪肉的加菜。
40年后，一位当年的农场干部才透露，那时新兴农场“全场因饿致病而死的劳教人员有几十人”。
终于，教养分子总算从饿魔之爪中挣脱了出来。凭良心讲，大组长王定的确是积了蛮多阴功的。
这里，有个鲜为人知的小插曲：新兴农场当时的政委李殿，原是环江县公安局长，在剿匪时王定曾救过他的命，后来，又是他结婚的月下老人。李将王从开荒队调到场部附近的某个队后，找他谈话，互相约好，由李的爱人把食物放在隐蔽的地方，再让王定暗中取来吃。
王定在劳改农场“劳教”了三年，于1961年解除劳动教养，摘掉右派帽子，成为“摘帽右派”。王定先后在几个农场干过工人、保管员。当时笔者仍“劳教”于新兴农场，记得在某次大会上，李殿语含惋惜地告诉大家：“王定脱帽后，不好好改造，又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这句“不好好改造”，用王定自己的话来解说，就是：“我自1961年以来，曾8次向广西区党委申诉，4次向党中央、中组部申诉，迄无回音。”
“四人帮”覆灭后，王定又于1978年再度申诉。他措辞犀利地质问道：“假如当时广西省委把平乐饿死人事件作为前车之鉴，哪里会酿成1959年再次出现更惨的广西饿死人事件呢？！”他并且指名道姓地要求严惩有关责任人——却原来，年近耳顺的王定，躯壳里居然还住着一个孩童，他未免太天真了。
王定的“右派罪状”主要有二：一是“反对农业合作化”，二是“污蔑省、地委领导”；但王定压根就不承认。他坚信，包产到户“救了中国，也救了社会主义”（万里同志语）。他直斥所谓“污蔑省委”是“违背党章”，并反诘：“难道对大量饿死人的事件熟视无睹就是好党员吗？！”
1979年2月，组织上为王定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分配适当工作。”至此，长达21年的“革命吃掉自己儿女”的悲剧终于落幕。
平反后，王定先后当过小学教师、农校校长，统战部宗教处处长、副厅级咨询员。他从来就不在乎所谓的职务和级别职称，而仍然是童心依旧，一往情深，忧国忧民。笔者案头有两篇王定写于1980年的短文的复印件，这是他得知当年环江县饿死人事件的主要责任人洪华获得平反之后，在惊讶与愤慨之中写的。其中一篇这样写道：“干蠢事的人不受惩罚，每每啃着甜头，不肯罢手；做好事者吃着苦头，难以翻身。”另一篇题为《读<说假话者诫>的感想》，则写道：“现实告诉我们，与其说要说假话者诫，倒不如说要说真话者诫了。好人受罪，坏人神气的局面什么时候扭转，说假话才会被人引以为诫的。”
1988年环江事件30周年之际，王定又再次上呈《申诉意见书》，坦陈心迹：“大惨案30周年了，使我这个曾经任过环江县委书记的党员干部，感到揪心地痛楚。”他对事件“仍处于不了了之的境况”表示明显的不满，并且明确提出了三点要求：一、从速安置受冤和被株连清洗回乡的干部；二、追查主要负责成员的罪责；三、请饬《广西日报》对当年假报道速作公开检讨。最后，他请求：要对“环江事件有个了结，向历史作出严正交代。”
1997年秋末，这位“曾经作过环江人民的公仆和‘父母官’，常感悲痛，难以自容”的王定，终于冲破重重樊篱，毅然投稿党报。1998年10月9日，《南方周末》报于18版以大半版的篇幅，刊出王定的长文《狂热及其灾难》（编者按王定的原稿共三万字），从而向国人揭开了40年前环江惨剧的真相。
“我说出来了，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卡尔·马克思）遵循马克思的教导，王定说出来了，他拯救了他的灵魂。
王定这篇“解密”文章的发表，相当于一次地震，环江有人马上将文章复印了100份广为散发。环江的干部和老百姓写信给王定，向他倾诉多年来埋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心声！——是的，王定是当之无愧的环江人民的真正公仆。
反右派——大跃进——饿死人：环江就是这“多米诺效应”最残酷的典型。
本来完全是人为造成并且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情，竟然成了不可避免的宿命的历史的必然。这教训，实在太惨痛了！而这一切，全都是那条害党祸国殃民、“以机会主义为本质，以左为表现形式，以自杀为特征的左倾自杀主义路线”造的孽。王定同志就是坚决反对左倾自杀主义错误路线的勇士。
经确诊为晚期骨癌，公元2000年7月26日午时，勇士王定归天，享年77岁。
（刊于《炎黄春秋》2003年1月。2003年9月《读者》乡村版转载。这是作者原稿）
（2007年11月27日住院“切肺”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