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晚期，北京当局的权力已日见萎缩。各省地方官不但敢于挟洋以自重，而且也敢于“私通”鼓吹维新的“异议之士”。
想当年，孙中山海外游学回来，素不相识就可以去拜见湖广总督张之洞，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一“时势”的投影。两人的会见还碰撞出了一段佳话。当门房拿着孙中山“学者孙文拜见之洞兄”的贴子给张之洞后，张总督怒从心头起，挥毫在贴子上批示：“持三字贴，见一品官，儒生妄敢称兄弟？”孙中山见“回贴”后，立即在上面回敬道：“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诸侯！”张之洞知道遇上了“高人”，遂开门相见，两人会谈的内容已无从知晓，但孙中山离去时张之洞送了些盘缠却也是事实。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曾被革命党人认为是一个可乘之机，但他们既没有想到大清会败得那么惨，更没有想到会败得那么快，当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正在积极准备之时，甲午战争已告结束。当时孙中山集结于汕头、西河、香港的军队已成骑虎之势，于是坚持发动了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先生逃往英国。
这种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让西洋各国对大清也采取了表里两面：在北京，各国皆为大清的保护者；在地方，却不但接纳各方大员，而且联络从事反清运动的各种秘密帮会，以观中国社会之变。义和团运动之初，英帝国派驻香港总督卜力甚至制造了一个异常大胆且别开生面的计划：欲推动两广总督李鸿章宣布两广独立，并转而让孙中山执掌这个政权，施行新政。
卜力出此“奇策”，也是对中国局势深刻思考和认识的结果。1896年，大清扼杀“百日维新”后，西方列强中的开明之士，认为大清已无可挽救，加之当时列强在中国竞争激烈，如果此事成功，作为英国，则可确保其今后在两广与华南等地的“利益”。
李鸿章作为一名饱读儒家文化的人物，是非常注重“身后名”的，他肯定知道，他作为大清“代表”签订的那些“和约”，不管他怎么为大清政权“据理力争”，个人都只能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与此同时，李鸿章同样清楚，他积聚的高达数千万元银元的财富，说不定哪天就会成为他的夺命索，因此，李鸿章为个人及家族“千秋大业”计，也有意独树一帜，所以对香港总督卜力的“计划”表示赞同。作为条件，李鸿章提出，“事变”之后，由卜力暗中作保护人保证他的安全。
也就是在这个非常时势正在合成，理想和实际的距离非常接近的时候，“拳匪之乱”日盛，清廷催李北上甚急且切。在李必须启程北上的最后一天，卜力仍在力劝李停止北上，转道香港，与孙中山相见，密商“举义”一事。
孙中山先生对这事还是有相当期冀的，正如他那天对友人所言：“这是旱天的一朵乌云，我不能不预先考虑万一的可能性”。
直到傍晚，一直在等着与李鸿章会面的孙中山先生接到消息说：“李已经决定先行进京”，于是全部的“渴望”都变成了一场梦。
历史不容假设，但对历史的假设又是那么的令人神往。我们无法知道李鸿章在决定进京的一刹那，内心那曾经因造就英雄伟业而激荡的满腔豪情是如何熄灭的，我们也无法知道，那“事业未竟”的遗憾是否伴随着他走完余生，我们只知道，在那千古难逢的“一瞬间”就可改写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历史的时刻，李鸿章断送了让他的名字进入中国人精神殿堂的机遇。
孙中山先生和他的革命同仁，并未因此却步，当日晚即决定“以现有力量举事”，这就是1900年惠州起义。中国的仁人志士，就是这样，以他们的血肉之躯，一次又一次、一点又一点地把他们五千年文明的祖国推向民主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