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细微处见真情
《乱世浮生》首先是一本文化科普读物。本书选取了1937年至1945年这一具有特殊意味的历史时间段，对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进行考察。以胡适、梁漱溟、陈寅恪等11位在当时有较大影响，在学界也很有声誉的知识分子作为代表，讲述他们在救亡图存时代语境下的心灵世界，着重关注他们面临民族危亡的重大历史时期的信念、情感、抗争和困窘。作者以通俗直白的语言娓娓道来，使文章具有强烈的故事性和可读性。
《乱世浮生》又不仅仅是一本文化科普读物。与当下盛行的以追求满足读者猎奇心理的各类戏说、戏仿文化产品相区别的是，《乱世浮生》拒绝所谓的名人“野史轶事”与“传奇”，自觉地与时下浮夸虚饰之流习保持着必要的距离；作者通过对大量的史料进行整理和阅读，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全书一字一词都严格遵照史实，体现了学人写作的严谨求实风格。另外，与为进军“文化科普”而临时炮制的大众文化产品不同，《乱世浮生》没有停留在对历史事实的表面陈述上，它绝非对历史进行浮光掠影式的描摹，而是在字里行间渗透了作者浓厚的真情实感与诚挚的生命体验。
作者在现代文学中浸淫已久，对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心路历程尤为熟稔；站在新世纪之初，返顾大半个世纪以前的风云变幻，与历史与现实进行远距离的对话，其中饱含着深切的理解与崇敬。作者选取的知识分子显然是具有时代代表性的，博古通今的学界大儒如梁漱溟、陈寅恪，文化风云人物如胡适、郭沫若，名作家如老舍、冰心，自由主义者梁实秋、丰子恺，斗士诗人闻一多，傲骨铮铮的学者刘文典、郑振铎，基本上覆盖了当时的整个文化界面貌。
值得注意的是，《乱世浮生》对于这些知识分子进行考察，并没有采取宏大的视角和叙述笔调，而是有意避开那些大场面大事件，着力挖掘他们为人所不知的日常生活琐事与喜怒哀乐，从细微处见真情，力求还原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实体。比如在谈到老舍离开济南时，作者关注的是作为父亲的老舍做出决定之前的犹豫与徘徊：“老舍有好几次已经把皮箱收拾好，但看看痴儿弱女，他又实在难以割舍，又好几次默默地打开收拾好的皮箱。”读到此处，不禁心颤。而闻一多参加步行团赴长沙临时大学时，写信给妻子感叹沿途风景之美与风俗之奇，且对自己蓄出的胡须洋洋自得；这样的片段勾勒出了一个与正统历史叙述中作为“斗士”的闻一多截然不同的新形象，或者说是对高大严肃“斗士”形象的补充，将坚硬的人物变得鲜活起来。关注生活化的小事件，使叙述洋溢着柔软的温情，拉近了时空阻隔造成的距离，使读者时刻被人物所感动。
两种斗争方式
山河凋零之时，知识分子如何立身处世？1937年抗战打响，日军铁蹄步步进逼，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国破家亡的民族悲剧愈演愈烈。生死存亡关头，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展开了种种形式的救亡实践活动。曾发愿“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此时接受驻美大使的任命，以自己在海外的影响为外交事业奔走；郭沫若从日本归国，投笔请缨，亲往战斗前线进行采访；老舍则停止了之前“灵的文学”的写作，而集中笔墨致力于通俗文艺，以笔为炮为刺刀鼓舞抗战；闻一多走出书斋，迅猛激烈地走上街头从事实际的社会活动；反感政治的梁漱溟也建党办报，献身实际的政治活动；儒雅雍容的士大夫梁实秋抛妻别雏，南下赴国难；通体浸润着“爱”的冰心则以女性的特有柔情面对苦难，用“满藉着温柔，微带点忧愁”的作品带给承受战争苦难的人们熹微中的最初一线光明。这些知识分子的抗战行为是显在的，向来为世人所称道。
但是，激昂奋进的斗争方式不见得是知识分子的唯一选择。作者在主流的斗争之外发现了不被今天的大众所熟知的、边缘化的斗争方式，将另外一些知识分子纳入了写作视野。于是我们看到，陈寅恪为保存中国学术文化、延续中华民族文化精神而“扶疾入国，归正首丘”；刘文典以文化承传为使命，“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丰子恺袭“艺术建国”之思想而进行“艺术的逃难”；郑振铎出于保存文化的使命感而筹资募款抢救典籍文献。在举国同仇敌忾、群情激昂的年代，以保存民族文化和传承民族文化为抗敌道路，这在当时是独特而寂寞的，并且这种边缘化的实践方式又是更为艰难的。但正如作者所言，这样的选择才足见知识分子眼光的长远和深邃，其意义并不亚于浴血杀敌。
无论主流与边缘，激奋与默寞，决绝与犹疑，抗战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均以自己的方式为国效力，体现了民族责任意识和社会使命感。作者通过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描写，在温暖之外赋予叙述以硬度，从而使本书获得了必要的张力。
当今的知识分子何为？
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直面现实，不满现实，有着强烈批判精神，怀有乌托邦理想的群体。他们坚持正义，呼唤良心，以普遍真理的捍卫者、立法者和阐释者身份，对一切谎言和不公进行发言，向权势说出真话。叔本华认为，知识分子的旨归就是启蒙与自我启蒙。总而言之，知识分子不仅仅指“拥有”知识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具备强烈的介入精神和反抗意识。
然而，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工具理性逐渐宰制着人类世界，个体的原子化和生产领域的分工过细使知识分子走向专业化、技术化或学术化。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说，“与往昔相比，当今世界更充满了专业人士、专家、顾问，总之，更充满了知识分子，而这些人的主要角色就是以其心力提供权威，同时获取权威。”事实大抵如此。正如利奥塔所言，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了永远的神话。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死亡了，取而代之的是相互隔绝而孤立的理智世界诸专业领域中有知识的人；他们被形形色色的权力所诱惑、收编而变质。
如果说西方世界已经进入后现代时期这一事实赋予“知识分子之死”以合法性，那么对于远未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当下中国来说，谈论知识分子死亡这样的话题似乎为时尚早。我们不但需要诸多具体领域内的专家学者如自然科学家、经济学家等为现代化进程推波助澜，更期待具有批判精神的人文知识分子参与现实、干预现实，为弱势群体奔走呼喊，为公平和正义献身。然而在21世纪的商业化大潮中，在权钱拜物教甚嚣尘上的经济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却正在逐渐丧失独立品格与责任意识。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背景下，帅彦的《乱世浮生：1937－1945中国知识分子生活实录》一书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表面上看，本书似乎属于怀旧式的写作，作者的心灵远游至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与他笔下的知识分子进行心灵的对话，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虽然作者有意掩盖自身的情感，但在展示笔下人物精神与心理层面上的矛盾与困惑时仍难以抑制地流露出向往之情。作者说，“我同时又希望能从历史中读到些什么，我们的民族是个太喜欢遗忘的民族，我拒绝遗忘。”因此作者对当年文人风骨的再现，对过去岁月的忆念与神往，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怀旧审美情愫。《乱世浮生》的怀旧，是现代性范畴中的怀旧，隐含着对现实的不满，它以对过去时间的牵引，表达了对未来时间的导向。心灵远游与对话的怀旧之外，作者实际上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当今的知识分子何为？也许，这才是本书要给予读者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