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象之争》，(英)史密斯著，丁德良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0月版，28.00元。
《被治理者的政治》，(印)查特吉著，田立年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7月版，25.00元。
《不顾诸神》，(英)爱德华·卢斯著，张淑芳译，中信出版社2007年11月版，39.00元。
我一直认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比较是一个历史命题，而不仅仅是眼下之争。眼前两国的一些经济话题、政体模式和民生情况，则是历史的某种延续而已。仅仅观察两国的GDP水平、外汇储备、产业结构等技术层面的指标，就得出谁优谁劣，谁消谁长，很有可能一叶障目，做出不必要的误判。
我相信英国人史密斯与我持类似的观点，所以他才在《龙象之争：中国、印度与世界新秩序》中开始就提到著名的李约瑟命题。只是他浅尝辄止，忽然从第二章开始变成了一个从西方来的观光客，被两个后发国家表面的宏大叙事所俘获，仅仅从经济表象出发，而不是站在历史的驿站里，就拉出了仓促的结论。
棚户区的待遇
关于两个国家的最大相同点，我们有必要把目光放在那些正在向大城市涌动的穷人上面，这正是后发国家试图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最明显的特征。在印度，叫棚户区；在中国，叫民工、农民工、流动人口或者是社会闲散人员。
如何处理他们，两个国家显得很不相同。我读到了另一本以印度为调查对象、思索大众政治的著作《被治理者的政治》，它为我们提供了印度的基本现实。
“我们是一些来自过去的东巴基斯坦的难民和来自南孟加拉的没有土地的人民……我们大多数人是日工和佣人，生活在贫困线下。我们想法自己盖了一个棚子。如果拆毁我们的窝棚，从棚户区将我们赶走，我们无处可去。”(《被治理者的政治》第三章)
这是1998年印度加尔各答郊区一个名叫人民福利联合会的民间自治组织写给政府和铁路主管部门的一份请愿信。该组织又名“铁道村”，所有成员沿铁路而居，用简陋的材料搭起低矮的窝棚，并在窝棚外面自行组织起交易市场。在没有火车经过的时候，他们甚至把摊点摆上了铁路上面，而当火车鸣叫着汽笛来临，他们则迅速把摊点挪开，让火车得以缓慢通过。
显然，这样的局面让铁路运营商大伤脑筋。想赶走这些穷人的还有正式的加尔各答市民。有意思的是，请愿信得到了政府官员的同情，他们认为，捍卫的仅仅是穷人的自由居住权利，而关于铁路运营的管理问题，可以找到另外的有建设性的办法，而不必诉诸以暴力驱赶的方式；在市民公共利益和环境污染的问题上，高级法院也认为，穷人的基本生活权力正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
这可能是很多中国人不能理解的地方，相比之下，中国地方政府处理穷人居住问题的手段就简洁明快多了。
对历史的理性思考
仅仅纠住穷人问题进行思考，极有可能掉入简单的平均主义陷阱，甚至会助长平均主义暴力。正是基于这样的担心，印度加尔各答社会研究中心教授帕沙·查特吉才提出“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这样的概念。他采取的个案研究方法是最古老的底层研究，但是，我们听到的声音却是一个加尔各答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面对城市化进程中无端涌现的边缘性民众，帕沙进一步认为，无论是帝国模式，还是后现代的威权主义模式，无论是公民身份的模式，还是公民社会的模式，都可能不足以解决目前的大众政治问题。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模式，特别是政治社会和民主的模式，通过踏上这条道路，我们对现实的把握和对政治的想象将可能迎来一个崭新的可能。
印度的学者持有如此价值观，并成为印度思想界的主流，并非偶然，而是经历过对自身历史的漫长反思，并最终成为一种集体视野。主张改革的总理辛格有一段著名的讲话，认为英国给印度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历史渐渐远去，我们现在可以以一种公正客观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作为印度的总理，我有必要向大家说一句，英国给印度留下了有益的影响。英国在印度这片古老而闻名的土地上留下了法制观念、宪政政府、自由媒体、专业的市民服务、现代大学、研究机构和各种实验室。”(辛格2005年在牛津大学学位授予仪式上的致辞)
事实上，正如大多数中国人将中国的落后归结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样，印度也有人将印度的衰落归罪于西方尤其是英国的掠夺。对于如此重要的历史问题，印度现代史曾经进行了反复的讨论，一个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权威机构，认为英国的确使印度更加贫困了，他们的论据来自马克思(马克思《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发表于《纽约先驱论坛报》1853年6月25日)。不过印度人还能听到另外一种声音：
“英国不一定就阻碍了印度的工业化，是工业革命而不是英国使印度成千上万的手工业者失去了工作。现在看来，将印度变成一个一贫如洗的国家，并不符合英国的利益”(达斯《无限的印度：从独立时期到全球化信息时代》，66－67页)
这种对历史的理性思考，正是印度人的伟大之所在。现在印度人普遍认为，当欧洲朝着工业革新的道路迈进，印度在技术革新方面一片茫然，数世纪都没有重大的进步。印度学者拉尔很坚决地认为，除了那些民族主义圣徒之外，他在中世纪的印度找不到自发的技术革新愿望，尽管说印度的发展受到了英国殖民主义的压制，但事实上正是英国的庇护，才使得印度成为第三世界的革新驱动之一。
绕不开的“李约瑟之谜”
拉尔从技术革新着眼研究印度问题，与著名的“李约瑟之谜”存在某种类似之处。李约瑟是久负盛名的汉学家，他的问题是：近代科学为什么在西欧而不在中国产生？或者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西欧而不是产生于曾经在科技方面领先世界的中国？
最有影响力的分析来自于对中国社会结构和统治特点的怀疑。主要观点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实行中央集权制。中央的权力越大，个人的主动性就越小。几乎在几千年时间内，中国王朝统治使得民众不能发挥个人创造性，思想家的活动会被认为扰乱主流意识形态，科学家的活动会被认为破坏了祖宗律法，而商人的活动则被认为不利于政府的有效管治。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到目前为止，“李约瑟之谜”提到的诸多解释，我们今天找到解决的办法了吗？一个不完全的市场体系必然要阻碍技术的交易和提升；一个致力于大政府建设，倾向于重商主义建设的时代，必然要为政府管理的高昂成本付出代价，而开放的、透明的市场体系本来是可以节约成本的；文化的盲目自尊、观念上的假想敌思维仍然在进行，我们似乎永远陷在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二元对立中，殊不知多元共融才是全球化时代的主题；而一个没有言说自由、没有迁徙自由、没有居住自由、没有选举自由的国家，他的人民怎么可能突然在一夜之间就拥有无限的思想创造力？
英国人卢斯显然看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他在其著作《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中，花了不少的篇幅来叙述一个年仅10岁的印度小男孩满脑子的问题和他不倦的怀疑。这个可爱的印度男孩用了整整一晚上的时间，在火车上与卢斯进行智力游戏，即便这样的游戏已经影响到了别人的睡眠，也不能停止。此情此景，与中国无数的乖孩子们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我相信卢斯不舍昼夜地和小男孩交谈，不吝篇幅的加以描述，是在向他的读者暗示，印度未来的希望，就在这些对世界充满了质问的孩子身上。他有可能是未来的泰戈尔，也有可能是下一个阿玛蒂亚·森。而那些对思想加以钳制的国家，它的人民，即使再过100年，也是不会有大出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