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又名郭鼎堂。四川乐山人。早年留学日本，先学医，后从文。1918年开始新诗创作。“五四”时期，发表新诗《女神》等，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人。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职。所著《甲骨文字研究》、《金文丛考》、《卜辞通纂》等，曾在学术界引起震动。生平著述收有《郭沫若文集》(17卷)和《郭沫若全集》。
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上，郭沫若是一个绝对不能忽略的人物。他的一生充满了争议，其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功过是非，迄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褒之者认为他是堪与鲁迅比肩的双子星座之一，开一代诗风的“预言诗人”；贬之者则斥其为“平庸”、“投机”，甚至以“御用文人”来指称他。于此，也可以见出他作为一个创作个性的复杂性。不过，无论怎样的评说，都不能抹煞郭沫若在新诗发展中的开创者地位。
众所周知，以白话文写作为标志的中国新诗滥觞于二十世纪初的“五四”运动。1917年2月，《新青年》2卷6号发表了胡适的八首白话诗，第一次亮出了新诗创作的旗帜。不久，这一举动得到了文学研究会同仁的认同与响应。次年1月，《新青年》杂志4卷1号发表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等人以白话文创作的几首新诗，可说是新诗的一次集体“亮相”，标志着新诗写作正式进入了它的“尝试期”。
众所周知，以白话文写作为标志的中国新诗滥觞于二十世纪初的“五四”运动。1917年2月，《新青年》2卷6号发表了胡适的八首白话诗，第一次亮出了新诗创作的旗帜。不久，这一举动得到了文学研究会同仁的认同与响应。次年1月，《新青年》杂志4卷1号发表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等人以白话文创作的几首新诗，可说是新诗的一次集体“亮相”，标志着新诗写作正式进入了它的“尝试期”。
但是，“尝试成功自古无”，由于个人气质、文学观念、诗歌写作准备等的限制，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派诗人因其艺术的粗陋、诗味的寡淡和情绪的肤浅而为时人诟病，在感召力上仍然处于“踟躇不前”的状态。这时，郭沫若的一系列诗作出现在《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上，仿佛横空出世般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他随后将这些作品结集为《女神》出版，一时效仿与附和者甚众，由此奠定了新诗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其雄浑、畅放的风格有力地推动了新诗艺术的生长与繁荣。诚然，如果说胡适的“尝试”还是一个放脚女人的模样，尽管一天天在恢复和变大，却依然留有“缠脚时代”的“血腥气”，“未能尽脱文言窠臼”，其格局、气象都不能让作者成为开一代诗风的人物，而仅仅为中国新诗展示了某种可能性；那么，郭沫若的诗歌应该称得上是“天足”了，它的鲜活、自然使前述的“可能性”成为了美好的“现实”。
无疑，郭沫若的写作之所以能赢得如此巨大的影响，是与他应和了“五四”精神密不可分的。五四是一个打破偶像、讴歌自我的时代，它充满了勃勃生机，崇尚科学、民主，赞美力量、创造、青春和未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郭沫若写出了他的《女神之再生》、《凤凰涅槃》、《笔立山头展望》、《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匪徒颂》等气势磅礴的作品，为那个“狂飙突进”的岁月留下了珍贵的写照。因此，闻一多有了如下的评价：“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的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的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的肖子。”
作为时代的“肖子”，郭沫若最值得重视的是他的主情主义，他对想象力与灵感的推崇。他自认是一个性情偏于“主观”的人，主张“诗的本职专在抒情。抒情文字，便不采诗形，也不失为诗”。在他看来，“诗是人格创造的表现”，并且，“个性最彻底的文艺便是最有普遍性的文艺，民众的文艺”。为此，他还自拟了一个诗的公式：“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诗的根本在抒情，这是一个常识，本不足为奇。但可贵的是，郭沫若为抒情找到了一条既属于他本人，也同时辉映着时代的方式——在自由体的节奏与韵律里天马行空地书写，亦即自由地“自我表现”。在他的很多诗篇中，都洋溢着近乎膨胀的自我，以及席卷一切的气息：“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声称自己是“全宇宙的Energy的总量”，“如烈火一样地燃烧”，“如大海一样在狂叫”。“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描述“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用以呈现飞动的自然：“力哟！力哟！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考虑到数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习惯的唯唯诺诺、卑躬曲节的生存方式，郭沫若对“自我”的肯定、歌颂，对“力”的崇拜，无论是在诗艺展示还是在为时代作证的层面上，都是应该肯定的(尽管它同时也留下了“滥情”的潜伏性危险)。一个有着旺盛生命力的时代，飞扬、激越、狂放、躁动极易成为它的主旋律。
新诗诞生至今，已有九十年的历史。如今，惠特曼式的歌唱仿佛已成为历史。当我们翻检郭沫若留下的整个诗歌遗产，可以发现，个性丰富的他不仅有高亢、嘹亮的《女神》，而且也有如《星空》、《瓶》等的伤感与缠绵。后者在《炉中煤》这首早期的诗作中已经初露端倪。《炉中煤》创作于1920年初，它无论在艺术手法还是立意设计上都具有很强的冲击力。作者以炉中的烟煤自比，其抒情对象是“我年青的女郎”，在缠绵、略带哀怨的节奏里述诉自己的“身世”、自己炽热的思念。每节都以“啊，我年青的女郎”展开，诗的第一节的结尾与末一节的结尾分别以“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绾结，遥相呼应，淋漓尽致地写出了一个热恋中的情人那种亟欲迸发的情绪。这里，如果把诗歌的副题“眷念祖国的情绪”去掉的话，这首诗完全可以当作一首普通的情诗来解读。而恰恰是这种借拟的手段，更深刻地写出了一位海外游子深刻的乡愁。它让人想起莱蒙托夫的诗句：“我爱祖国，凭藉的是一种奇异的爱情。”
郭沫若的另一首诗《天上的市街》则以亲切的口吻为我们展示了一颗充满想象力的童心：
我想那缥渺的空中，
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我想那缥渺的空中，
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诗歌化用牛郎织女的故事，解构了传统结局的悲剧意味，赋予了新的底色：
我想他们此刻，
定然在天街闲游。
不信，请看那朵流星。
定然在天街闲游。
不信，请看那朵流星。
那怕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该诗的遣词造句朴素、清新到了极点，全诗在自然、流畅的节奏中，传导出了和美、恬静的情愫，迥然不同于引吭高歌的“力”与“火”的崇拜者，以及如“匪徒”般的“偶像破坏者”。它们分别从另外的侧面反映了郭沫若“豪放”、“雄奇”风格之外的“婉约”与“清丽”，以此佐证了他作为一名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开阔性与丰富性。
笔立山头展望
大都会的脉搏呀！
生的鼓动呀！
打着在，吹着在，叫着在，……
喷着在，飞着在，跳着在，……
四面的天郊烟幕蒙笼了！
我的心脏呀，快要跳出口来了！
哦哦，山岳的波涛，瓦屋的波涛，
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呀！
万籁共鸣的symphony，
自然与人生的婚礼呀！
弯弯的海岸好象Cupid的弓弩呀！
人的生命便是箭，正在海上放射呀！
黑沈沈的海湾，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
船，数不尽的轮船，
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
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
近代文明的严母呀！
1920年6月间作
生的鼓动呀！
打着在，吹着在，叫着在，……
喷着在，飞着在，跳着在，……
四面的天郊烟幕蒙笼了！
我的心脏呀，快要跳出口来了！
哦哦，山岳的波涛，瓦屋的波涛，
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呀！
万籁共鸣的symphony，
自然与人生的婚礼呀！
弯弯的海岸好象Cupid的弓弩呀！
人的生命便是箭，正在海上放射呀！
黑沈沈的海湾，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
船，数不尽的轮船，
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
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
近代文明的严母呀！
1920年6月间作
夜步十里松原
海已安眠了。
远望去，只看见白茫茫一片幽光，
听不出丝毫的涛声波语。
哦，太空！怎么那样地高超，自由，雄浑， 清寥！
无数的明星正圆睁着他们的眼儿，
在眺望这美丽的夜景。
十里松原中无数的古松，
都高擎着他们的手儿沈默着在赞美天宇。
他们一枝枝的手儿在空中战栗，
我的一枝枝的神经纤维在身中战栗。
远望去，只看见白茫茫一片幽光，
听不出丝毫的涛声波语。
哦，太空！怎么那样地高超，自由，雄浑， 清寥！
无数的明星正圆睁着他们的眼儿，
在眺望这美丽的夜景。
十里松原中无数的古松，
都高擎着他们的手儿沈默着在赞美天宇。
他们一枝枝的手儿在空中战栗，
我的一枝枝的神经纤维在身中战栗。
炉中煤——眷念祖国的情绪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不辜负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我不辜负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啊，我年青的女郎！
你该知道了我的前身？
你该不嫌我黑奴卤莽？
要我这黑奴的胸中，
才有火一样的心肠。
你该知道了我的前身？
你该不嫌我黑奴卤莽？
要我这黑奴的胸中，
才有火一样的心肠。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想我的前身
原本是有用的栋梁，
我活埋在地底多年，
到今朝总得重见天光。
我想我的前身
原本是有用的栋梁，
我活埋在地底多年，
到今朝总得重见天光。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自从重见天光，
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1920年1、2月间作
我自从重见天光，
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1920年1、2月间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