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刻舟求剑，说学费富人搭便车，其原因是认为原来很低的学费，是福利措施。三十年过去，茅于轼的记忆已经凝固。教育产业化改革后，还算全民的福利措施么？这么说，茅于轼的逻辑是一点补贴也要不得。
这是茅于轼要支持涨学费的前提，对于茅于轼来说，不言自明，因为茅于轼已经意识到不到，已经发生重大的情势变革。一个道德高尚的老人，要是患了记忆封闭症，进入一种信仰布道状态，不仅是可悲的，而且是可恨的。
茅于轼说，目前的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如果高校学费降低，是让不穷的人，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个便车。他认为，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学费，通过提高的学费，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
这叫不叫搭便车。或者说如此搭便车如此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完全是一个小问题，对富人来说。他们根本没有搭便车的故意，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对于政府来说，这种搭便车是难免的，难道茅于轼就没有听说，经济学中也承认搭便车是难免的。那么茅于轼为什么要小题大做。其道理在于给政府减压。
可是这种措施的提出来，对于穷人来说，是致命的。穷人可是大部分的，而教育是是公器，是一种上升的渠道。而不一种产业，教育不是养猪。
大量的穷学生和穷人就被忽视。作为自由主义者和社会良心，应该致力于保障少数人和弱势群体即使放弃引导，让更多穷学生上学，那么提高学费，不是对少数人和弱势群体提高门槛么？他们的哭泣，就不应该听见？提高了门槛，是帮助国家减少了教育成本，可是造成的社会问题和不公平问题，谁能够承担。
我知道茅于轼可以慈祥地说，交给社会吧。可是就连最少大包大揽的美国，对教育问题也没有推掉一切包袱的气概。这里你可以用私有投资来补充，只能多不能少。政府不应该大包大揽是对的，可是真理往前面走得太多，就是错的。一些人权底线，如何不能越过。
应该减少的地方，无法减少，不应该减少的地方，拼命减少。这时候，还能站出来说，政府不应该大包大揽？说了这话，政府咧开嘴大笑，茅老说得真他妈对。连斯密都认为的，私人不能提供的，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产品，在大笑中推得干净。
这时候应该说的是，政府什么什么不能推，基本底线的不能推。那么既然要职能转化，政府就去推应该推掉的。我就搞不清楚，例如茅于轼这样的良心，为什么就喜欢在政府捏软柿子的时候，大声宣布真理：政府不应该大包大揽。捏软柿子中或者继续捏中，再叹息，哀怨而眼光迷离的喃喃自语：应该减少的地方，无法减少，不应该减少的地方，拼命减少。
一个制度的出台，并不是基于单纯的现实观察。现实并不是合理的。这种经济学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可以用来思考和观察，并不能用来制定制度政策。因为政策有规范性，要引导不合理的现实为合理的，且不能继续强化不合理的局面。而茅于轼的这种公开演说，自以为有美好的意图，不仅达不到自己的意图，而且还把事情搞砸。茅于轼是典型的好心办坏事。
茅于轼说这个话的时候，完全是幕僚的形象，为什么要僭越知识分子的姿态呢。知识分子秉持的是正义，他的任务是批判政府，而不是为政府说话。例如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管理问题，知识分子就不应该为政府去考虑，就应该严守迁徙自由的底线，至于如何解决底线以下的管理问题，交给幕僚去处理，这些管理问题没有道义上的正当性。而幕僚则是奴才，谁有奶就抱的大腿天经地义，即使出卖灵魂也没有人奇怪。
知识分子坚持一个底线。知识分子的立场和地位，为心中正义说这个话，至于计划能不能实施，那是当官的人干的事情，当官的人干不了就下台，或者不能为这个事情推进的就滚蛋。
大部分经济学家基本觉得自己是，当家的人，替人当家的人来考虑问题。他的政策，表面都是为这个民族好，把这个国家民族搞得稳定，但是实际这个政策里面都在牺牲一部分的人的利益，它是一个补丁型的东西，哪里出了毛病，比如这个地方被人抢光了，我没办法，只能补这个。这样是帮凶的做法，越帮越凶，越帮越凶。
有建设性的，要理解政府，知道政府的困境，这是幕僚的，并不是知识分子。明明就是一个幕僚，冒充了知识分子没有奶也自觉地拥抱权贵资本主义的大腿，还以民族和国家的立法者自居，觉得民众冤枉了他。
作为当家幕僚型的知识分子，换一个底线来说，都是在伤害一部分人而已。老是替政府考虑问题，但是你替政府考虑问题的时候，你把底线，设定的目标遗忘了，通过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个政策不断走下去，不断把一部分人受害，受害了这部分人逐渐积累多了就闹革命了。我觉得替政府当家型的知识分子还是少一点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