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网上连续读到几篇遣责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文章，由不得为他们叫屈呼冤。因为给不给刊号、书号，或什么书可出版、什么书不可出版，他们只是执行机关，而非决策机构，有时真叫爱莫能助。比如，封杀一本书、取消一个刊号，多为奉命行事，绝非己愿。我在新闻界混迹了几十年，最知个中事由。早在1986年中囯第一家民办报纸《中国广告信息报》问世，我就是它成都办事处主任，后又是它西南办事处主任，并编辑出版《中国广告信息报》（西南版）。那时，新闻出版行业还未条理化、制度化，有许多空隙可钻，我就是个“钻空隙”的行家。实际中国《中国广告信息报》也不是完全的民办报纸，它的主管单位是光明日报社，第一任总编辑冯迈就是该报总编室的编辑，只是他不再拿报社的工资，不再享受国家的福利劳保，但人事编制仍隶属光明日报社，但《中国广告信息报》的经营决策和总偏辑以下的编采人员，全向社会招聘。报社实行“四自方针”，即自筹资金、自组人员、自负盈亏、自担责任。当时在全国，这种报刊的组合形式有许多家，称为一种新的报刊模式，也是报刊走向自由的前奏曲，大大活跃了一阵子，很多超越现实意识形态的书刊得到了相继出版。
但好景不长，由于民族好斗的劣根性和中共一统舆论不变的政策，活跃仅是昙花一现。《中国广告信息报》是第一家不吃“皇粮”，按市场机制运作，故发展得很快，不足一年半时间盈利数百万元，远远超过《光明日报》的效益。我们成都办事处也小有规模，每周一期“西南版”的《中国广告信息报》遍及城乡，人员从几个人发展到五十多人。俗话说“树大招风”，“有钱遭忌”，再加上中国人“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的劣根性，从1987年起“中国广告信息报”内訌连绵，两个正副总编打架打得不可开交，你告我作风不正，我告你生活腐化，主管单位光明日报社趁机派员整顿，冯迈免职，报纸收回来。但这是张市场机制下运作的报纸，不是靠“党性”活，而靠经营生，找不到广告挣不回钱，很快关门大吉。这就是中国第一家民办报纸的来来去去，它应写入中国的新闻发展史，可有谁承认呢？
《中国广告信息报》变味后，西南办事处相继关闭，为了生存吃饭，1987年春，我带领一支川军北上帝京，挂靠在中国经济记者协会下，办起了每周一期、四个印张，彩版的《中国市场信息》，但它是个只有“准印证”的内部刊物，不能公开售卖。我们便走依托网络成员的新路，刊物不售卖，采取赠送企业的办法发展。一家企业每年只需交800元人民币入网，即可每周获取一本刊物，每月还可在上面发布一次供求信息；在内部采取基本工资加经济效益的管理模式，不到一年网络成员突破七千家，一时名誉全国，从者众多，至今还有人走此生财之路。利润激人眼红，名声招惹是非，有人告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总署立即定性为“非法刊物”，要强抄封闭。由因那时是胡赵主政，出版事业的政策较为宽松，又由于我们不断呐喊呼吁，抗争长达两年时间，直到“六.四”后的半年政治空气转向，才遭强制查处关闭。在这段时间里，我数度到新闻出版总署报刊管理司进行交涉沟通，才知在中国办理报刊的难度。纵是你请客送礼吃饭，也得所谓的按程序办事？什么是“程序”？不成文的内部文件规定：除省市一级国家党委政府外，其它部委一级的部门只能有一报一刊；国家级的团体（诸如大学、协会、研究机构），可以办刊，但必须有上一级党委机关的主管，民间机构想办报刊，没门！
据我所知，报刊刊号数量早以成形固定，原则是只减不增，任何单位和个人休想闯此“雄关”。要想办报办刊，只能找合作单位（即只有经营权而无主管权），但无终审资格。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你只有上交利润的权利，没有自由自在地在上面说话与展示思想的权利。故大陆报刊是两个面目：被称之为主流媒体的党报、党刊，是党的喉舌；非主流媒体的报刋，是商品的广告。纵你想做“商品广告”的宣传员，一年不上交一百万元到两百万元的管理费用，是“合作”不了的。也就是说，你花一百万至二百万元，买的是有效时间内的经营权，而不是报刊的所有权，所有权是永远是别人的，就是中共的。现今纵是一个是书号，也得花一至三万不等，卖书号的批发商就是各地出版社。书号每年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按地区、计划、行业、关系分到各个出版社，一个书号就是一笔銭。出版社便靠它赚銭、盈利、生存，养活一大批犬儒主义的文官文人。为此，中国何有新闻出版自由？新闻出版自由需要三个前题：一，社会是民主的法制社会，不是一党专制的独裁政体；二，国家要有新闻出版法，一切按法律办事，不是长官意志，报刊才可能有不要主管单位的登记制；三，报刊不应是党的喉舌，更不是某一党派或集团利益的宣传工具。报刊就是报刊，它是监督政府的第三力量，是社会的眼睛。为此，我认为，不是中国新闻出版总署霸道，是中共体制霸道！中共是靠舆论起家，是用舆论打败它的对手国民党而得到政权，舆论于它是命根子。据说，邓老爷子去逝前留下的遗言是：经济上可以彻底放开，舆论上要彻底收紧。尽管这样我们仍要不断去争取推动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