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特首在港台《香港家书》节目中指出，全国人大明确订出了普选的时间表，香港政坛应该有一番新气象，各党需摒弃昔日的意识形态之争，脚踏实地去为香港建设民主制度。以激烈行动去表达意见，对与中央沟通毫无帮助。“只有和中央站在同一平台上无障碍地沟通，港人的意愿才能更加得到重视。”
曾特首的呼吁看似娓娓动听，且以“家书”这一温馨的形势传达，让人想起翻译家傅雷写给儿子、音乐家傅聪的《傅雷家书》，也让人联想到二战中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但是，不知他是否将自己看作香港民众的“父母官”，如果他是香港市民的“父母官”的话，那么北大人更是父母的父母，其级别乃是垂帘听政的祖父母。
曾特首强调“沟通”，这当然没有错。但是，沟通的前提是平等，是妥协，是互相尊重。那么谁能“与中央站在同一平台上无障碍地沟通”呢？恐怕作为中央钦定特首的曾先生本人，也不敢打包票说能与中央“站在同一平台上”吧？北京方面的决定，从来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你曾特首只是一个地方官员，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下，惟有老老实实地接受中央的差遣，根本没有提出建议乃至反对意见的可能。
既然曾特首的地位不过如此而已，那些被北大人当作“眼中的梁木”的泛民主派人士，就更没有资格与中央沟通了。他们不是不想与中央沟通，陈方安生一当选立法会议员，便释放希望与中央沟通的善意，中央方面至今没有任何回应。亲北京的人士还在媒体上嘲笑说，你一个小小的特别行政区的议员，企图直接与中央沟通，简直狂妄之极。更多泛民主派议员和社会贤达，不仅被中央排斥在沟通的名单之外，甚至被取消回乡证件，多年不能踏上大陆的土地一步。曾特首以“激进”批评泛民主派人士，他却不知道，其实没有人天生便是“激进分子”，长毛等人的“激进行动”，乃是被北京当局逼出来的。比起中共动用坦克和机枪屠杀天安门广场的人民来，长毛穿上一件要求平反六四的T恤，何“激进”之有？
二零零八年北京搜刮民脂民膏举办奥运会，主运动场“鸟巢”的设计者之一艾未未日前表示，当前中国在政治体制、环保、贪污、人权和教育等领域，正面临严重的问题和危机，影响到一般人民的生活，他对此感到痛恨。更让人痛恨的是，奥运会向全世界的友人敞开大门，却将包括香港泛民主人士在内的若干中国同胞阻隔在国门之外，这难道不是“量天朝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吗？这难道不是“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吗？
奴隶主与奴隶之间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沟通”的，他们的关系是奴役与被奴役、凌辱与被凌辱。在此背景下，奢谈“沟通”，岂不是望梅止渴、自作多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