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共在香港最高負責人，許家屯當時出入許多社交場合，針對諸多大亨進行統戰。（許家屯提供）
许家屯回忆在香港工作的若干重大事件
可以说了：许家屯回忆北京争取香港人心的策略
92岁的许家屯身体一直算不错，但毕竟年事已高，2008年1月因感冒引发肺炎，在家打了五天吊针，身体虚弱，1月21日深夜11点过后站立不稳，在客厅跌倒而导致肋骨摔断，断骨戳入肺部，导致呼吸一度出现困难，被送往奇诺山谷小区医院。连夜动手术后，情况缓解，但两天后病情又出现反复，需留院继续观察和治疗。他在中国的几位子女办理签证来美。
去年他也曾跌断过左手腕，经过两个多月治疗，才基本痊愈。
我上个月曾经拜访过他，非常惊讶他的身体强健、思维敏捷。最困扰他的，只是他的视力严重衰退，纸上一寸见方的字才能看清，小字就很难辨认，看电视画面也模模糊糊了。但即使如此，他坐车在离家几十英里的地方，仍能给像我这样不认识路的驾车人指路：这个路口左转，下个灯右转……居然一点不错就开到了目的地！
拜访后写了一篇长文。现连载如下。
许家屯回忆在香港工作的若干重大事件（1）
高伐林
前中共中央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共港澳工委书记许家屯，以“旅游休息”为名避祸出走，隐居美国南加州“中国山”（Chino Hill）已经17年。这位被媒体称为“继林彪后中共最高级别的出走官员”，1993年在台湾出版《许家屯香港回忆录》，后来由明镜出版社出版《许家屯回忆与随想录》，除此之外，人们很少听到这位深谙香港情况、曾为香港回归殚精竭虑的前中共驻港最高负责人的声音。两年多前笔者专程登门拜访，发表《许家屯隐居美国15年，正在想什么？》，此后他又归于沉默。用他的话说，当年本是“局内人”，现在成了“局外人”，他不愿对香港事务发表意见，以免构成干扰。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香港回归十周年前后，前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相继发表谈话和在回忆录中以激烈言辞抨击许家屯。自称“九二老人”的许家屯无法再保持沉默，“来而不往非礼也”，接受报刊和电视采访，回击他认为的“诽谤之辞”，澄清相关历史事实。2007年12月，笔者再次登门拜访，根据他多次讲话录音，整理了这份记录稿。
中央对香港方针虽定，具体问题有分歧高：你在1993年回忆录中，评述了出国前在香港新华分社的工作。对回忆录中所写，现在你有没有什么还想披露、补充，或者想订正的？
许：我当时写回忆录时，是有保留的，保留的是这么几个部分：第一，我从接受任务到离开香港，具体情况，回忆录基本上都有了，但是没有连贯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特别是对一些重要的背景，我有所保留；第二，香港党的组织，和安全部门的工作，基本上没有讲；第三，有关我在香港参与和主管的对台湾工作的情况，我做了保留。
对于第二、三方面，许多东西我还要继续保留——特别是其中有些重要情况，仍然不便公开；有些东西，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讲。对于第一方面，我要做些补充说明。
1983年调我到香港工作，是偶然，对我来说也很突然。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干部“四化”要求，我已经过了退休年龄；我从来没有做过外事工作。不过既然党要我去香港，我从来不讨价还价。中央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书记处常务书记）、胡启立分别找我谈话，做了交代。国家主席李先念，是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是赵紫阳），也找我谈了话。主管港澳的廖承志，也跟我谈了。他们的谈话给我的感觉是，中央同志之间，在贯彻香港回归、一国两制的大的原则方针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因此带来了后来在香港六年半一系列的问题。
他们最关心的是中央对香港的情况不太了解。赵紫阳特别提出来：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等人在中央领导人会见的时候说，香港一些高层人士反映，新华分社不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希望中央直接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告诉我，他们跟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一起商量，派乔宗淮——乔冠华的儿子，到香港中文大学任客座讲师，挂个名，联系香港的社会高层人士。这条线，不经新华社，直接通中央。中央对了解香港情况的重视，可见一斑。他们交代我，你去了之后，这条线就用不着了，乔宗淮由你分配工作。
胡耀邦特地提出：你在江苏的经济工作抓得比较好，看看怎么样充分利用香港的经济？
胡启立还专门交代，要我到香港三个月后，系统地、全面地向中央做一个报告。
他们提出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文革”中，香港党、工农群众，以及爱国人士，反对港英压迫，搞反英抗暴斗争，尽管是必要的，问题是过火，有理、有利，但没有掌握有节。延伸出来，对党的工作是很大的伤害，他们归纳成“一左二窄”——“窄”是基础面太窄。
与廖公（廖承志），会上见面不算，曾接触过两次。第一次是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的同时，我去他家。香港的巨商查济民先到，他已经知道中央要收回香港，就搞了一个英文的收回香港的若干条建议。廖逐条回答他，我听来十多条都不止。见我的面以后，廖继续回答这个建议书，一边翻译，一边解答，哪一条写得不错，哪一条原则上可以考虑，哪一条不行。看起来是回答建议人，我体会同时也是对我做交代，因为我当时对这些具体问题一无所知。他非常认真、态度很自然、自在、很潇洒，举重若轻。
还有一次接触。我向中央提出请求，到香港去之前，放我一个月假。中央同意了，我就去了一趟延安，瞻仰我接触革命思想之后心中就一直向往的圣地。然后到广东，一方面休息，一方面找人了解香港情况。到深圳去了一趟。当时要参观中英街很困难，我想去看看都没有得到批准。这个时候，廖承志正在广东，我便又去看他。他简要地将香港的情况做了交代，重点讲了历史方面。还要我赴港之前找港澳办秘书长鲁平，以及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了解一下情况，特别要我去找一个退休的老社长。从他的谈话，我感觉不到当时胡赵他们提起的“一左二窄”的迹象。
香港回归，最重要的是人心回归
高：你到香港工作重点是什么？
许：很关键的一点是争取香港人心回归。
对于基本法，不管是起草委员会，还是咨询委员会，与会的人都很认真，一条一条，一字一字，推敲，讨论，争论。香港人有不少人担心，回归以后，已有的自由丧失了。所以基本法起草的时候提出来：这个自由，那个自由，都要写清楚。当时我在会议上内部讨论的时候就主张：凡是香港人提出来的要写的这个自由那个自由，可以同意的，都写上；不管是从正面提出来要保护，还是从反面提出来，不允许怎么样，都写上，不要怕。自由问题就写了正面的、反面的三四十种。
我之所以这么主张，是因为胡耀邦、习仲勋他们都表示过这个意见。我长期以来在一个省里主政，没有怎么接触自由、民主这些话题，到香港前在中南海接受任务的时候，吃饭时间到了，每人领一份，边吃边漫谈，胡启立讲：民主、自由，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不要认为是西方的东西，就加以排斥。这番话我听起来很新鲜，印象很深。
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的这些争论，好处是报纸上马上就反映出来了，实际上变成全民性的讨论，加上港英政府也派人专门单独开会，一字一句地讨论基本法草案，他们的意见，通过两个渠道反映到起草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一个是参加这两个委员会的同英国关系比较密切的人，另一个是通过外交途径，像英国驻华大使和驻香港的机构，将他们的意见正式反映出来。这就成为香港全民加上中英政府，多方面广泛参加议论的过程。成为争取香港人人心回归的核心工作。
高：关于港人签名要求大亚湾核电站迁址的争论是怎么回事？
许：香港人和香港媒体，对大亚湾核电站建设的问题很关心，担心将来一旦发生像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那样的事故，会造成灾难，纷纷签名要求北京别在大亚湾建这个项目。他们不是反对核电，是不同意这个地点，希望建到离香港远一点的广东山区。我认为，这个意见未尝不可以考虑，我一方面到大亚湾去向有关技术专家和负责人了解关于核电安全的情况，并且请他们组织人到香港来做宣传；另一方面，我将香港人的意见、建议向中央反映、转达，我没有多讲自己的看法，但我实际上是同意的，不止一次发电报。结果邓小平讲话了，不同意迁址，我也就坚决执行了。我认为我的做法没有错，我是在做香港人人心回归工作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争取香港人心回归还有另一个重要工作：香港经济在八十年代初期，1982、83年，陷于萎缩困境，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全球石油危机之后，没有恢复；另一个是人们对香港前途感到茫然，影响信心。香港总督麦理浩去北京谈新界租借条约到1997年届满后的前途问题，希望“续租”，中国外交部那时对这个问题一点准备都没有，不敢就此作决定，邓小平接见麦理浩，明确地说中国要收回。可港督回来，不敢明白地公布中国要收回九龙和香港，只一味地“要香港人放心”。他越讲，香港人越不放心：“文革”后很多人逃到香港，他们不相信中共；海外对中共负面宣传得也很厉害，人心惶惶，经济怎么能正常？
许多大中企业濒临倒闭，求救无门，港英政府和银行对他们的危机、要求，表现得不积极，他们反过来向中国求救。我那时刚到香港上任，从争取香港人心回归的角度出发，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和工委财经领导小组——成员主要是中资驻港机构，特别是中信集团的老总，讨论决定：有些大的项目，报中央、国务院核批，对这些困难的大中企业，有工业，金融业，地产业，证券业，交通运输……不同程度地进行了资助。在1984年中英公报签订之后，人心安定下来，经济也就好转了。
1987年、88年亚洲金融风暴，我们同样也是报请中央、国务院，支持港英政府，共同出面，维护香港。股灾后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香港的财政司和汇丰的董事长，到新华社来找我，董事长要求我们给以支持，要中国银行拿出三亿港币，汇丰拿两个亿——具体数字我记不太清楚了。我一方面批评他们：你们才出两亿，要我们出三亿？一方面表态同意支持股市。晚上11点钟，我直接打电话给赵紫阳——本来给北京打重要电话，为了保密，防止窃听，我通常是回到深圳来打，但那次是从香港打的，有意让港英知道我与中国领导人直接通话。赵紫阳接了，说我们这里正在讨论这个问题，让张劲夫跟你讲讨论的决定。中央财经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在电话上同意共同支持，经过努力，度过了这次股票危机。
香港有人反映：英国的企业在股灾中得到了好处，但我们还是救了他——我们是救了港英政府，更救了香港人、香港经济。这个意思，我跟赵紫阳也讲过。
这段时期，我们积极支持一些大中企业克服困难，是经过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的，有些重要项目经过国务院亲自考察批准。
按照胡启立的嘱咐，到香港三个月之后写出了报告。在报告中这么写上了“人心回归为中心”。赵紫阳、李先念听后批准。
我按照胡耀邦提出来的关注香港经济，看怎么样利用，动员香港人更多地回大陆投资。我们总结了香港人回大陆投资的模式，其中一种主要的模式，我归纳为“前店后坊”——前面是商店，经营销售，后面是加工生产。
当时大陆在批“一切向钱看”，说到大陆投资的香港人是“皮包商”：夹一个皮包，印一个名片：“总经理”、“总裁”，到大陆行骗。我向赵紫阳建议，我们宣传“时间就是金钱”，又批评“一切向钱看”似乎早了一点：人家来投资，不向钱看，向什么看？他表示赞成。对“皮包商”，我也讲了看法：自由市场在大陆还不流行，我们应该认真学习香港商人的经营经验。我们说是“投机”，其实是他们善于抓机遇，做生意就是要抓机会么。投资没有作成功，都是“皮包商”，做成功了，就是正规商人。皮包有大有小，我们也应该参考他们这种做法。赵紫阳点头，表示同意。
我还讲，广东的任仲夷提出对中央的政策要用够，要善于变通，广东有些干部提出“遇见绿灯大胆走，遇到黄灯快点走，遇到红灯绕道走”，中央政策有正确的部分，我拥护；也有不正确的部分，可能错误的部分，要尽量像任仲夷那样变通。我向小平同志汇报时就讲，江苏发展工业，与中央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应该让人探索。赵紫阳对我这套讲话没有认为是“胡说八道”，没有批评我，实际上都认同了。
高：最近周南的书中说，你1988年成立港澳国际投资公司，拿了国家一亿美金去投资。但是钱都没有了，你“肥了自己”。
港澳国际投资公司的来龙去脉
许：事情是这样的：我向赵紫阳汇报说：香港的精英在本地和内地投资酒楼，酒楼造价十几万美金，他们本人只拿一部分，然后向银行贷款。这是普遍做法，当然，你要有信用，按时付息、还本。银行对这些户头是“晴天放伞，雨天收伞”，项目规模愈大，银行愈放心，越希望你多贷款。我想，香港可以这样做，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所以我建议中央政府，将给外资的政策扩大到给香港的中资企业，让香港的中资企业到内地投资，用香港银行的钱回内地投资，“肥水不落外人田”，可以加快内地发展速度，可以壮大中资。
我在香港就提出，英国人在香港有汇丰银行，有太古、有裕和……我们为什么不能在香港搞一个、几个汇丰、太古、裕和？周南（外交部部长助理）、李后（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兼秘书长）反对我的说法，但赵紫阳赞成，就调整了政策，让香港的中资企业到内地投资，享受外资待遇。
随后我就又对赵紫阳建议，想在香港由中资出面，找一些香港的大商人，成立一个投资公司，吸引他们一同回内地投资。用他们的经验，他们的银行的资金。当时他们有些人对中国的信心不够，所以我有这么个建议。赵紫阳又表示同意。
我就问他要两亿美金来组建这个公司。他要我去找副总理姚依林，姚是国务院掌握财权的。当时赵紫阳有困难：他奉命搞物价闯关遇到大的挫折，刚刚被批判了，同李鹏、姚依林的关系很紧张。赵紫阳认为我同姚的关系比较好，要我直接找姚，请他做决定。我就去见姚依林，没有先说紫阳同意了，直接就向他提出这个建议，要求给两亿美金来组建这样一个公司。姚依林立即表示同意，但没有马上决定给我多少钱，说要等紫阳召集开会时讨论一下。过了一段时间，就批准了我这个建议，同意拨款一亿美金：由国务院拨给我五千万，要我向香港的中资银行贷款五千万。
这个港澳国际投资公司就成立起来了。我邀请了包玉刚、李嘉诚等十多位香港著名企业家，开了一个筹股会，请他们共同到内地投资。他们也热心地参加，拿出了资金参加股份。但是后来开董事会往往开不起来，董事们多半缺席，不像开头那么积极。这是什么道理？我们研究得出一个看法，这个公司的董事长是中银驻港的总裁、总经理是华润的总经理，而这些香港巨商们都习惯了自己做大股东，自己控股，自己判断经营，他们做不惯小股东。当初之所以入股，是碍于面子，不想伤我们的心——说得难听一点，免得得罪我，所以投了股之后不积极参加。我就跟财经领导小组商量决定，想退出的话，立即退股，利息照付。多数股东撤资，投资公司就成为中银、华润为主导了。
投资不可能马上见效，数量也不大。公司成立之后，海南岛开发，搞了一个电厂；在河南，山东，搞了些工厂；在福建考虑投资搞高速公路。我亲自陪霍英东到福建，专门去看陈嘉庚在家乡建起的厦门大学，建议霍英东在家乡也这么搞一所大学——主要搞教育，附带搞产业，我们港澳国际公司可以参加。当时厦门正在搞海沧特区，我要他们具体商量。
我们想由这个投资公司来搞沪宁、沪杭高速公路，当时江泽民在上海当市长，我亲自请上海、江苏、浙江和交通部的一个市长、两个省长和一个部长，在上海开会，我提了建议，他们都同意了，我请上海市委写报告给中央批。后来上海不写，我催了几次也不写，到现在我也弄不清什么原因，后来就烟消云散了。
这一套很庞杂的计划，为了什么？为了开发内地，为了充分发挥香港的作用。他们说我说我“安排私人、亲戚”去参加港澳国际投资公司，我一个人都没安排！——从来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人事上，港澳国际投资公司董事长由中银老总兼，总经理由华润的总经理兼，我参加决定投资公司这两个主要人选，其它人员我一概不知道，下面的人事安排由他们提出意见，工委组织部门审定。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根据说我“安排私人、亲戚”？拿出证据来。
当时港澳国际投资公司正在向内地投资，还没有收益，讲什么“亏空”？完全是造谣。我离开之前，虽然受了“六四”的影响，正是港澳国际投资公司大展鸿图的阶段。以后垮没垮，我并不很清楚，假如垮了，要看是谁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是他周南的问题，因为他取代了我，是港澳国际的最高领导人。
包玉刚说“只有你没向我提出过私人问题”
我在香港从来不管钱，我自己连零用钱都不带。包玉刚先生去世了，如果他没有去世，他可以证明。记得有一次我跟包玉刚先生吃饭，吃完我站起来了，他突然讲了一句话：我很佩服你。我很诧异，看着他，他说，我认识到的你们的高干，只有你没有向我提出过私人问题。我当时说不出的感觉，虽然他是在表扬我，但“只有你”三个字包括了很多意思。
这期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有一次，我同李嘉诚共进工作午餐，他提出一个建议说，准备一百亿到海南岛搞开发，征求我的意见，要我当企业董事长、最好能兼海南的行政负责人。我听了非常兴奋，觉得这个想法太好了。但是我表示，我担任企业董事长、行政负责人，中央不会同意，而且我岁数大了，也没有这个精力，我可以做顾问，尽我最大的力量来支持这个企业。他虽然有点失望，还是同我议论了谁可以当董事长。他这个想法给我很大的鼓舞。我回到办公室，立即向中央和邓小平写了一个电报，反映李的想法，也提出了我的建议，主要是两条：建议中央用香港的经验、人才、资金，让香港人经营，香港人支持，来进一步开发内地尤其是海南岛，内地也应该学习香港，在改革开放参考香港经验；第二个建议是：海南岛是否建省，成为一个省级特区。邓小平看了，亲自批，要赵紫阳考虑落实。这样，海南岛的建省工作就马上行动了，成立了建省筹备班子，领导小组负责人又邀请我做他们的顾问。
李嘉诚的建议给香港大企业家进入内地投资带了头，在此之前都是中小企业投资。
邓、胡、赵、姚依林，他们几位，还有杨尚昆、习仲勋、王胡子王震、万里，对香港都非常重视。事实上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香港作出了很大贡献。港澳对内地的投资，占内地的外资投资的60％左右。近几年来是否有变化，我没有查数据，记忆之中，到了最近两三年，都还占外资投资的第一位。
另外一面，香港经济繁荣，八十年代后期，也受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很大的促进，效果越来越显著。当然，这是整体工作的结果，特别是中国内地内地改革开放的结果，香港积极配合，不是哪一个人努力的结果。
高：1989年北京学潮，5月1日你上北京，5月2日，你与赵紫阳谈了两个小时，谈了什么问题？
许：交换对天安门学生请愿的看法。
赵紫阳要我去找杨尚昆
赵紫阳4月30日从朝鲜一回来，就打了个电报给我叫我去。5月1日我到北京，有人告诉我，北京普遍反映：邓小平上了李鹏的当。李鹏在赵紫阳走了之后马上开常委会，听了陈希同的话，陈说给他五万军队，保险可以解决天安门的问题。他们就去向邓报告了，邓同意他们的意见。
赵紫阳和我交谈，要我先讲我的看法。我讲，我认为学生和机关干部是爱党爱国的活动，少数敌对分子、外国人插了手，美国、台湾、香港也有少数对共产党敌视的人参加，有些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学生、干部、市民应该说是爱国爱党的。《人民日报》社论，我不赞成。赵紫阳听了我的话很高兴，说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他说，我们现在想办法说服邓小平，把社论的意见收回来。他说他在朝鲜时，社论传给他看过了，当时他表示同意，现在看，他认为不妥。假如改变过来，他可以对外表示由他负责。另外他提了八条具体办法，例如，学生反对“官倒”，先从我家里查起，看看我的子弟怎么样，是否参加了“官倒”。
赵紫阳要我去找杨尚昆，认为我与杨关系比较好，说得来，请杨把我们的意见向邓小平转达，去做邓的工作，希望邓小平收回成命；他自己去做说服常委的工作。
第二天我就去见了杨尚昆，杨表示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答应去向邓转达，还要我转告赵紫阳，可以按照你们的意见先做起来，有什么事情他负责。当时杨尚昆还赞成赵紫阳4日接见亚银年会代表的讲话，说各方反映很好，杨本人也认为很好。不过杨尚昆又说了：老爷子（邓）的脾气你们也是知道的，可能同意，也可能不同意。
我从杨尚昆那里回来，告诉赵紫阳杨已经同意。我们都比较乐观了，认为有希望改变过来。赵紫阳的讲话外界反应也好，相当一部分学生回学校了。如果学生到此为止，事情就好转了，可是学生又开始绝食了。为什么绝食？是自发的还是有人给他们出了主意？我就不清楚了。北京当时是否清楚，我不知道。
高：最近邓小平的女儿说，开枪不是邓下的命令。
许：我相信他不会下命令开枪——不会有人下命令开枪。但是，下了命令要部队一定要进天安门，其结果就是：不下命令也会开枪了！——那种形势，不是平常形势。
“六四”使香港人信心接近崩溃
高：当时香港也出现十分复杂的局势，你怎么看待，采取了什么对策？
许：众所周知，香港受到很大的冲击。最大的变化是：对北京提出的“一国两制”信心严重下降，惶惑不安。用脚投票，移民多了。许多企业，包括很大的外资和华资企业，虽然没有走，但是纷纷往外地、外国转移、迁册。北京对香港一部分人也很警惕，担心香港变成所谓“外国势力颠覆中国的基地”，双方不信任度增加。
我当时忙于安抚香港的中资机构和所谓左派社团，他们担心“秋后算帐”。春夏之交，我们对香港的群众性大游行，基本上表示了参与、支持的态度，我们认为香港人的爱国情绪是空前地高涨，虽然有些人从中活动，反对中共和中国政府，但绝大多数香港人是爱国的，是希望中国进步，不是“反华”。在当时的情况下，中资机构和左派社团要是不参加，马上就会被孤立于排山倒海的香港人爱国潮流之外——不仅是孤立啊，甚至马上就崩溃、垮台！从这个角度来讲，也要参与游行。所以我当时告诉他们：可以参加，但是不要发表讲话；有些口号，我们不能呼喊，比如说“打倒某某某”；有些宣言，我们不能附和。有些中资机构要求设胡耀邦灵堂，我们主张，领导不要参加，群众自发悼念不要阻止。
后来《文汇报》几乎是报社全体领导一致主张“开天窗”，有人提出来要写上四个大字，争论是用“痛心疾首”，还是“夫复何言”？新华分社主管宣传的副社长张浚生不敢决定，回来问我：可不可以开天窗，写上四个字？我说你看呢？他说：用“痛心疾首”吧，我说那好嘛，我批准了！上级要追究，不要你们负责，我来负责。我把这个态度传达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