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开放性更本质的表现就是社会对政权的参与。
2008年3月的“两会”对中国未来十到二十年的走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官方破例地提前透露了至关重要的信息，比如“再解放”思潮的壮大，再比如实行民主的时限问题也确定为2022年。前者，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高调宣讲“解放思想无止境”为标志，得到了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研究所郑永年教授的肯定，他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2月5日）为“再解放”做注释；后者，由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理事会主席约翰·桑顿在美国著名政治学杂志《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中国民主化的前景》，赞扬中国政治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并认为中国在2022年左右会实现民主化。
我不能确认郑永年教授和桑顿主席就是中共的海外代理人，但至少可以看到一些重要信息的提前透露，并选择了特定的管道，应该视为中共在两会之前的“造势”结果。因为给与国际社会对中共政治的知情权，较之给与国内民众知情权，更具有比较利益。当然，如果2022年左右实现民主的说法是中共权力核心层面的一种共识，那么对国内知情权的隐瞒仍然值得原谅，而民主化的最后时限的提出也值得欢迎。但是，由于中国政治在细节上的透明度仍然很差，政治诺言是否是画饼充饥的策略，仍然需要谨慎对待。
桑顿文章在经由新华社的《参考消息》编发时，被消减了近三分之一的内容。这些内容，包括：（一）2002年北京的出租车抗议事件，这个事件受到当时总理朱镕基与副总理温家宝的重视；（二）2007年重庆“钉子户”抗议强行拆迁的成功；（三）这一年内，厦门民众以“手机串联”方式抗议一个环境后果严重的化学项目，维护了公民社会的权益；（四）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的积极论述。参考消息》作为文摘性报纸，进行如此技术性编辑，无可厚非；在另一方面，它更遵守了党的宣传部门严格控制知情权的潜规则，不会对重要的政治细节进行披露。
事实上，桑顿文章对中国的推进民主化进程中的严重问题认识不足，比如司法改革问题，归咎到底就是一个“党大还是法大” 的问题。但就现行政治制度而论，他不可能提供解决路径，即便是成思危那样位高权重的民主派人士也只能限于“说说而已”的水平。桑顿文章认为，中共司法体系 人员结构特别是学历的变化，成为改革的重大希望。这是个误判，因为近年来司法腐败已经迅速扩散。原来只是公权力使用最直接的公安系统滥用警察权能，现在法院、检察院、监狱无不是腐败重重。以法院为例，腐败已经由立案和审判两个环节发展到执行环节，大量的民事（经济）案件的执行款项被法院吞没，有的转化为法院的办公大楼、有的转化为集体福利、有的被执行法警个人或合伙贪污。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目前大规模的司法干部异地交流可以解决司法腐败问题，也不敢相信有人在“两会”上将“党大还是法大” 的问题作为提案呈递给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因为，只要政法委机制还存在，司法腐败问题只能是个派生问题。除非用宪法法院的形式取代政法委。
一个有外资背景的免费邮箱系统会审查一位用户的信件，似乎是无法相信的事情。但是，这在一个声称以和谐为基调的社会里确实存在，尤其包括受害者本人也看好民主前景的“转型社会”里确实存在。就在写这篇文章的两天前，我用gmail邮箱给北京一家有名的国家出版社发去了一部改动后的历史书稿，并电话通知了编辑，但是一天后，编辑来邮件询问何时发出，与编辑邮件同时发来的还有一封gmail客服中心的信件。后者告诉我：“你不必重发邮件，它将被审查两三天。”[YOU DO NOT NEED TO RESEND YOUR MESSAGE…Message will be retried for 2 more day(s)]为什么要审查？谁授权了这种审查？客服中心与一个什么样的权力机构订立了审查协议？
类似的许多细节需要追问。而猜测的原因应当是此前两天一位在美国的编辑人发给我一份前政要某人中风的消息，我做了一个评论回复对方，结果gmail网络提示“无法连接”。就在“无法连接”的同时，我向自己另一个纯国内背景的邮箱发去一些问候语，邮件却即刻发出。后来，有“内幕消息”称：那位政要如果死掉，将会引发全国性自发庆祝，这种庆祝在当局看来可能引发大规模社会骚乱。
简单地说，网络商业机构的“Retry机制”就是落实某些权力机构“外松内紧”政策之秘密协议的行为。为了日后免于法律追究，网络商业机构又不得不说出“Message will be retried” 的事实。而那些纯国内背景的网络则丝毫没这样的担心，关闭作者的博客成为常用的执行秘密协议的手段。如不久前我作为三百多个维权者的代理人在新浪开了一个 名叫“嘉雨润禾”的博客，以便及时公布有关资料。但是，博客开通一小时后就遭到关闭。其实，正是为避免大规模上访而带来的问题，我才愿意做那三百多人的代 理人，由我一个人同几个国家机关交涉。
至于说到纸质媒体，对维权材料更是避之犹恐不及，没人敢于做这方面的题材。纸质媒体还有网络接受了什么样的指令或者暗示，这样的政治细节恐怕永远无法搞清楚。
作为经济学家和作家，我认为：一个到处充满“Retry机制”的社会不仅是不健康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因为无所不在的审查会导致社会的普遍猜忌，普遍的猜忌必然造成法国大革命之前各个社会阶层（以及小集团之间）互相仇恨的社会状态。
毫无疑问，中国今天出现狂热的民粹化倾向，就是整个社会普遍猜忌造成的结果。政治细节的不透明成为重大诱因。这个诱因的背后则是人大代表并不能正真代表人民，没有履行政治监督的责任，特别是对伤害社会政治健康的诸如“Retry机制”的追究。
面对这种无法解套的状态，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坚决相信：中共作为执政党握有军队这张底牌，没有什么可怕的。当然，另外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则为了保持在未来变革中的优势，而采取明智的因应策略。后者希望完成从“党控民主”到“社会民主”的社会转型任务。迷信合法暴力（包括军队和司法力量）的镇制作用，是一种“致命的自负”。在一个存在全民性骚乱的社会结构中，合法暴力不仅十分渺小，而且它的内部也由于受到腐败的侵蚀，也产生自我解构效应。
就政治文化而论，中国社会之所以能忍受长期的扭曲，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身处社会中下层的知识精英的忧患意识胜于革命意识。这种历史惯性仍然存在于当今社会。它被称为现代犬儒主义也好，被讥为无条件的妥协也罢，本质上正是这个群体对现政权给与了高度宽容并寄于可变革性希望，才未导致他们如俄国当年的知识精英那样，一下子与民粹主义融为一体。
正如郑永年教授对中共的劝诫：政治的开放性更本质的表现就是社会对政权的参与，“尤其要注意那些组织化程度非常低和那些不容许组织起来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参与”。不如是，民主化前景的说辞只能是画饼充饥的政治策略。
我认为，要防止画饼充饥现象的出现，中共当局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年的期间内至少要做出以下诸方面的细节改善，才能证明其“2022年 实现民主”的诚意：（一）实现基层人大代表的直选制，放弃“以党保人”、“以纪拢票”的做法；（二）选择两到三项政治刷新措施，比如在不讨论六四责任的互 相谅解的前提下，让流亡者回国参政；（三）创制有活力的宪法完善机制：首先建立宪法法院，取代政法委体制，至少也要和政法委体制互相制衡；其次，将全民公决方式写入宪法，以期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应对重大社会危机；复次，在宪法序言中明确由“多党合作”向“两党竞争”过度的预设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