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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在澳门见到归国不久的北岛。他刚刚获得香港中文大学的聘书，在近耳顺之年终于能够结束欧美各国漂泊式的生活，回香港与家人团聚。在那次历时四天的文学讨论会中，北岛面容清峻，话不多，有意无意地自处于边缘位置，但仍然是众人目光关注的中心。
他唯一主动发言的一次，是有学者在台上提到今年是伤痕文学30周年。本来安静自制、温文有礼的北岛举手要过话筒，直率地表达不满：“用一个概念来总结一个时代的文学是危险的。……这样的一种命名掩盖的是八十年代文学现实的大量细节。”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北岛作为座谈嘉宾，开始讲述他对当下中国精神文化状态的深深失望：“回来以后看到的情况，我觉得不是商业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人不行了。”
北岛曾经是、现在仍然是理想主义者。当年与他一起的同时代人，很多都已经纷纷落马，投入商业社会的温暖怀抱。所以他始终显得与人群格格不入，甚至有些落寞。
人生如歧路，死者为路牌，为生者提供方位
南方都市报：很多人关心你这些年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能否简单介绍一下？
北岛：1989年4月我离开中国到美国开会，接着作为德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的客人，在西柏林住了四个月，随后讲学游历，在6个欧洲国家住过。1993年应邀去美国，1995年在加州定居，先后在多所美国大学教书。由于得到香港中文大学的聘书，我去年8月搬到香港，与家人团聚。
南方都市报：《青灯》里讲到你从儿时开始，就不断离家探索，少年时代周游各地，到后来在异国他乡漂泊。今天回头，你怎样看这种宿命般的“远离”和漂泊？它对你的思维和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北岛：就我个人而言，自童年起我就梦想着周游世界，如今梦想成真，真是此生之大幸。“大串联”是第一次“出走”，那年我17岁。此后一发不可收。而这“出走”绝不仅仅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绝不仅仅是地理上的，也是文化上的。这集体“出走”构成对中国文化传统的重大偏离，释放了巨大的能量，并为改变历史进程的变化埋下伏笔，其意义怎么说都是不过分的。
南方都市报：在《青灯》中，怀念故人甚至悼亡的文章占据了相当的篇幅，是否因为你年龄的关系？冯亦代、熊秉明、蔡其矫……这些人的逝去对你而言是否有特殊的寓意？
北岛：我写的主要是友情，而非一般意义的悼亡文章。友情自古以来是中国文学的一大主题，“桃花流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由于生于乱世，友情的跨度很大，包括不少忘年之交，也包括外国人，诸如冯亦代、熊秉明、蔡其矫和魏斐德。正是他们特立独行，与命运抗争的人格的力量，让我敬重并终身受益。我相信，友情可以超越生死，有一条生生不息的精神线索连接着生者与死者。
还有一点，如果说人生如歧路的话，死者就是路牌，为生者提供方位。这个所谓后现代的社会有如舞台背景，没有纵深感，借助悼亡我们可找到一条向后的路，穿过虚假的背景。而向后的路也是向前的路。
写诗就像短跑，需要的正是某种精神上的爆发力
南方都市报：从《失败之书》到《时间的玫瑰》，再到最近这本《青灯》，离开多年以后，你不是以诗歌，而是以散文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你自己怎么看待这种状况？会感到遗憾吗？
北岛：这没什么可遗憾的。在消费主义时代，一个人的文字能出版，还有人看就很不错了。一个作者必须懂得消失的意义，因为绝大多数作品或迟或早都会消失的。而那些害怕消失的作者，使尽浑身解数，用各种方法包装炒作，越是如此，消失得越快。
南方都市报：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人在提起你的时候，最常说到的仍然是《回答》里面“卑鄙者的通行证”和“我不相信”。然而在几年前你自己否定了这首最受欢迎的诗，为什么要这样？
北岛：说到我们写作的开端，有两个直接的传统资源：一是郭小川、贺敬之等的革命诗歌，二是毛泽东的古典诗词。而西方诗歌的资源是后来才融入的。《回答》这首诗正是从这两个传统资源那儿来的，如果不正视这一点，写作就难以自我超越。这首诗被广泛接受也有读者的问题，他们的阅读期待往往含有太多诗歌以外的成分。这和一个时代的高压和异化有关。对我个人的写作生涯来说，《回答》是重要的一环，我并无意否定它，只是被公认为代表作，这就让人哭笑不得了。
南方都市报：很多读者更喜欢你早期的诗歌，这会不会让你感到和读者的距离在拉大？你现在的诗和早期诗歌有什么不同？
北岛：如果说写诗的人是在地下独自挖煤的矿工，那么读者就是那些在大地上行走的人，两者之间并无直接的供求关系。这煤的具体用途，并不在矿工的考虑之内，若恰好造福于大地上行走的人，用它来取暖做饭，当然也是好事。
南方都市报：你是否觉得诗人和散文之间有着某种天然默契？例如除了你的散文受欢迎之外，舒婷和于坚的散文也备受赞誉。但你又说，“诗人写散文，越写越舒服”，以后要强迫自己回到诗歌的写作中去。就你自己来说，仍然只有诗歌才是最重要的精神事业吗？
北岛：诗人一般写散文都不会差，有人夸几句可别太当回事儿。虽然文学体例并无高低贵贱之分，但对诗人来说，写散文多少有点儿不务正业，就等于让短跑运动员改行竞走或打高尔夫球。写诗就像短跑，需要的正是某种精神上的爆发力，这对诗人的一生都是挑战。
南方都市报：有读者看了你的散文，说“你的人比你的诗柔和”。还有人评价你九十年代以后的诗技艺更圆熟，声音更内敛。接近耳顺之年，你已经收起自己年轻时的锋芒了吗？
北岛：散文与诗歌是两回事，不可比。什么叫柔和？你能说少林拳比散打柔和吗？说到写诗，有如练功，出道时往往挺诈唬，到处叫阵，练到一定的功力就向内转了。但往往没有年轻时的锋芒毕露，也不太可能有后来的收放自如。
南方都市报：你出国的时候，正是文学地位尊崇，诗人受人敬仰的年代。而你回来的时候却是一个“伟大”的物质时代，读者纷纷离去。你怎样看这个时代的状况？会为文学的处境感到悲哀吗？
北岛：让人悲哀的不是时代，而是人。我忽然想起鲁迅的两句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边觅小诗”。当年多少朋友如今都成了消费时代的刀下“新鬼”了。别的不说，就看看当年的那些诗人，还有多少仍在坚持写作的呢？保守点儿说，我看连五分之一都不到吧？我跟外国诗人提及此，人家都非常吃惊。在国外除个别例外，无论处境如何，诗人写作都终其一生，天经地义。先不用说诗写得好坏，单这一点就够说明问题的了。
一个民族若连这白金尺都没有，那就算彻底完了
南方都市报：《今天》诗刊复刊后的现状如何，遵循一种什么样的编辑思路？困难在哪里？
北岛：《今天》自1990年在海外复刊，每年4期，至今已出到80期（包括老《今天》的9期在内）。这二十来年恐怕是中国社会文化最剧烈的转变期，《今天》的角色当然和初创时不同了。由于孤悬海外，其难处可想而知：一是资金短缺，二是稿源有限，三是无发行渠道，四是编辑分散在世界各地，等等。而这些不利因素又成了它的好处，使它得以保持自身的独立与尊严，置身于意识形态和商业化的双重压力之外。
这些年，我们在编辑方针上做出相应的调整，除了发表文学作品外，我们尽力支持各种边缘化的艺术，用专辑与专号的形式为它们提供讨论的空间，比如近年来，我们先后出版了“独立戏剧专辑”、“新纪录片运动专辑”、“中国独立电影专号”、“纪实摄影展与宋庄专辑”、“香港十年专号”、“星星画会专号”。为了与青年作者和读者建立联系，我们还办起了网站和“今天诗歌论坛”。《今天》能绝处逢生，是一批有理想有韧性的中国作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每个人为此付出了无私的代价。这场始于七十年代末的文学革命，延伸到二十一世纪，《今天》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南方都市报：你说《今天》要“为中国文学保留一把白金尺”。这把白金尺的贵重之处体现在哪里？
北岛：所谓白金尺，本来是度量衡的概念，在这儿指的是某种绝对的标准，说到底是一种文学理想或文化理想。一个民族若连这白金尺都没有，那就算彻底完了，再富裕再强大都没用。是的，《今天》就是要保存一种文学理想，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一个民族必得有那么一伙人敢于说不，让中国文学与文化的香火不断。这种使命感可追溯到《今天》的缘起。
南方都市报：从《今天》的内容可以看出，你仍然持续地关注着国内诗歌界。你怎么评价当下国内的中文诗歌？
北岛：《今天》是这三十年新诗歌运动的源头。复刊后的《今天》仍是中国当代诗歌最重要的园地。除了发表作品，我们特别重视诗歌理论与批评的重建，因为这些年诗歌的低潮显然与批评的缺席有关。两年前我们出版了由欧阳江河编辑的“诗歌细读专辑”。今年第一期是由刘禾编辑的“中国诗歌：困境与思考”专号，依我看，这是近年来最重要的诗歌理论与批评的文集。
南方都市报：你也做过版主，在网络上与同道讨论诗歌艺术。你喜欢这种体验吗？诗歌在网络年代是否大有所为？
北岛：我做版主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网络接触现在的年轻人。让我好奇的是，他们都在想什么，写什么，关注什么。我相信精神上的能量守恒，而能量的转化往往是借助一个时代的主流媒体的。如今网络正在逐步取代纸媒，无论你多么讨厌它，这是大势所趋。必须承认，这新媒体正在聚集一个民族新的精神能量。要想趟趟这浑水，就得先变成“网虫”。让我高兴的是，做版主让我结识了一批有抱负有才华的年轻人，在了解他们的同时也希望能对他们有所影响。而网络本身有很多负面的东西，尤其对诗歌写作来说几乎是灾难，到底怎么办？
南方都市报：下一步的写作计划或人生计划是什么？
北岛：除了继续写诗，我打算写写我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北京，那是我的北京，和现在的北京无关。这是一种相当绝望的努力，但这种努力是值得的。这就是文字的功效，它可在某种程度上复原或再造业已消失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