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南方都市报》载，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郁钧剑、宋祖英、黄宏、关牧村等21位文艺界的政协委员联名递交了一份关于《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建议在小学开始设置繁体字教育，将中国文化的根传承下去。
不可否认，简化字的全面普及确实造成了当前这种大多数国民不认识繁体字的局面，但这却不足以对中国文化的传承造成危害，因为与废除繁体字的初始阶段不同，大量的重要古代文化典籍已经都有了简化字的版本，对普通大众而言，接触或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未必一定要借助于繁体字的书籍。而对于那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者而言，繁体字也并非什么大的障碍，就如笔者，从来没接受过什么“繁体字教育”，但读起竖排本的繁体版古籍来，却很少遇到什么困难。因此，在小学设置繁体字教育，其实完全没必要——这一来增加了学生的学业负担，二来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所得只怕有限得很。何况，学生们长大后未必要个个成为传统文化方面的专家。
然而，毋庸讳言，中国当前的语文教育是非常失败的——就我所接触过的大学生，甚至研究生、博士生来说，能够把句子写通或写得没有语病的人已经很少了。作为旧文化的继承者与新文化的创造者，新生代当前的这种文化状况确实不能不令人担忧——在一定意义上，委员们“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折射了全球化语境下当代中国人对这一教育与文化上的失败以及由此造成的文化身份认同的迷茫而产生的焦虑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前国人患了一种严重的“文化失语症”，已经失去了用汉语建构作为独立个体的“小我”与作为民族的“大我”的能力。之所以会造成这一现状，教育要承担主要的责任。目前我国的教育，包括语文教育，是一种“意义缺失”的教育。这种“意义缺失”主要是两大原因引起的，一为教育教学方式的不民主，二是教学内容选择上的不科学。谈到民主与科学二者的关系时，殷海光先生在《论科学与民主》一文中说：“民主与科学二者互为必要条件。这也就是说，民主不可无科学，科学也不可无民主。科学与民主二者，犹人之左右两腿，互相帮助，缺一不可。”同样，不民主与不科学亦互为因果——教育教学方式上的不民主必定不科学。
凡不能创新的，亦不能守成。就象一位不肖子弟守着祖宗留下的一大堆家产，因为无能利用这些遗产创造出新的财富来，结果自然就免不了坐吃山空，日见败落。大约是感觉到了中国目前的民族文化全面衰落的危机罢，近年来，从民间到官方都兴起了一股回归传统，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这在语文教学中表现非常明显，什么读经热、孟母堂、国学班、京剧进课堂呀等等就是明证，而什么金庸小说入课本与周杰伦歌词进试卷，也可以说是其“变体”。这种“复古疗法”其实是“关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笨郎中的法子，根本没有找着当前中国在文化继承上无能这种病症的根子，其结果往往是对传统文化的破坏。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重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其实并没有错，但是，却不能不说，中国当前流行的这种复古思潮是非理性的，且与科学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就语文教育而言，这种非理性与不科学则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一是对传统文化的盲目崇拜或缺乏辨别力，认为凡与传统沾上边的东西都是好东西；二是不尊重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即不考虑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的兴趣爱好、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不管学生是否喜欢或是否能消化得了，只凭一己之好恶将所谓的“精神食粮”一股脑儿硬塞给学生，结果不但牺牲了学生们当下的生活，连他们的未来也被这种自命不凡的“好意”给葬送了。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繁体字教育不但并非如委员们所说的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兴旺有着莫大的关系，而且这个提案的出现恰恰是当前中国的文化与教育病症的产物——这同样是自命不凡的强加给处于弱势的儿童或青少年的“好意”。在笔者看来，拯救中国传统文化的唯一的药方还是重新扛起“五·四”时代高高飘扬在神州大地的“民主”与“科学”这两面大旗——只有当国人愿意学习或者学会了如何尊重作为独立个体的“人”，尤其是尊重儿童之类的弱势群体，从而使国人的创造力被充分释放出来了，才真正谈得上文化的传承。自然，也就更不用为所谓的文化危机或“文化失语症”而焦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