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13年的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最近在接受中国国内媒体记者采访时公开指责基督徒”出于分裂中国的目的支持达赖集团”，扮演了”一些吹捧起哄的角色”，直指”热心此道的人，大概是基督徒吧”。其实这是很不客观公正的，因为基督徒效法基督，为真理得自由而服务，并顺服掌权者，却被国家宗教局长指责为支持达赖分裂中国，实在是对基督徒信仰的偏见，其轻易发言也是不负责任的。
叶小文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文平采访敏感宗教问题时，就”西藏问题是怎么成为问题的？您如何评价’宗教的、种族的西藏论’？2007年秋天，美国国会授予达赖”国会金奖”，西方媒体对此作了广泛报道，您对此有何评论”进行了长篇回答，批评达赖挟洋自重，是分裂祖国。
叶小文这样说：西藏问题，不是我们提出来的，是有人要把它搞成问题。西藏问题本质上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分裂与反分裂的问题。美国等西方国家总是惦记西藏问题，对此，我们要”杜洋人之觊觎，制达赖之外附”。为什么这样说，四条理由：第一，西藏基本上全民族信仰藏传佛教，在历史上达赖是精神权威，也是世俗统治的权威；第二，达赖外逃，控制着流亡政府和追随其流亡在外的十多万藏族同胞；第三，西方反华势力竭力支持达赖，达赖则挟洋自重；第四，在西藏问题上，我们和达赖集团的斗争，实质不是什么信教不信教的问题，自治不自治的问题，而是稳定西藏还是搞乱西藏的问题，是维护统一还是分裂祖国，是捍卫国家主权尊严，还是勾结外国敌对势力插手中国内政的问题。”宗教的、种族的西藏论”，是达赖分裂集团和美国提出西藏”高度自治”的理论基础。2003年以来，美国政府连续向国会提交”西藏政策报告”，声称”美国西藏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促使中国政府与达赖谈判”，使西藏实现”真正的自治”。理论来源如出一辙。这个理论的发明者戈尔斯坦在《雪狮与龙——中国、西藏和达赖喇嘛》的书中，提出”宗教的种族的西藏论”，就是说，我们不搞西藏独立了，我们是要”保存一个语言、文化、人口结构都具有强烈的藏族特点的藏人的家园”，美国一个前助理国务卿认为，这就”提供了西藏危机的最简明而实用的结论”。
叶小文还说，1998年，他和戈尔斯坦（引者注：美国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西藏研究中心主任）直接交锋过一次：”他教育我说，你们在西藏文明的延续性上存在问题。我说，我知道你们非常关心西藏文明的延续性，我们认为，这种延续性要和现代文明的进程相适应，要和整个藏民族的发展、进步、团结、幸福相适应。达赖统治时期，西藏人口的平均寿命是35岁，现在是69岁。什么是文明延续？西藏文明的延续，只有在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同时才能更好地保存，而不是打着保留民族特点、保护宗教文明的旗号，让一个民族衰落下去，让藏族回到全民皆僧侣的所谓佛教圣地的落后里去，回到政教合一的黑暗中去，回到农奴制度的野蛮中间去，成为供人欣赏的展品和玩物吧？美国国会授予达赖什么金奖，我认为是一场闹剧，达赖是一个长期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政治流亡者，唱的是分裂中国的戏，叫嚣的是’西藏独立’的戏。他自己没有几斤重，就从洋人那里讨一个奖章，为自己增加分量。这个闹剧里，他是’唱’的角色。当然，还有一些吹捧起哄的角色，这些人出于分裂中国的目的支持达赖集团。热心此道的人，大概是基督徒吧。《圣经》是他们的经典。我倒是愿意用《圣经》的话送他们：你要人怎样对待自己，你自己就应该怎样对待人。”
2008年3月13日，正值北京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叶小文发表如此讲话，非常不应该地渲染了西藏问题，尤其是指达赖分裂中国有基督徒支持的问题并没有足够的确凿证据，而且叶小文还将宗教信仰问题与政权工作混为一谈，将《圣经》中大卫赞美耶和华律法亮光的话”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解释为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宗教的方针政策”。而读懂《圣经》的基督徒都明白也都相信，这”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确确切切是指出真理，即最高的全能者上帝的话，并不是指是中共”执政党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由此决定的基本方针”和”法制建设”。至于叶小文强调的所谓宗教立法，也是非常错误和非常无力的，让中国这个大国政府尴尬的，因为中国有宪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政府不能同时再制定《宗教事务条例》称”化解宗教和社会主义的难题，需要正确的理论观点为指引，需要正确的方针政策作指导，需要必要的法律法规来规范”，中共作为执政党，制定政策和法律自相矛盾，对宗教信仰自由进行所谓的”法制建设”，认定所谓”法制建设是宗教工作的基石之一”，在全球化的今天是没有说服力的，也不会得到世界各大文明国家响应的。为什么中共中央1991年在6号文件中提出”要加快宗教立法工作”，以及国家宗教事务局报送《关于宗教立法体系和”八五”期间宗教立法项目的设想》到如今17年来，”制定宗教法”还一直是”设想”，正是宗教事务只能自治、自由，而不能由政府主导、限制与管理，政府主导就是限制宗教自由，而不是保障宗教自由。
中国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也确定：”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为每个人的天赋人权，可政府官员出身并有”无神论”标签的信仰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高官叶小文却对宗教信仰说三道四，不是指责美国政界人物以炒作宗教问题拉升民意支持率的行为”福音化中国”成为目前中美关系的一种结构性的障碍，就是又称”韩国基督教的渗透，我们就很头疼”，说什么韩国有几千个传教士，从东北一路走到广州，到处传教，称”当社会不公平问题突出起来，大量的农民和知识分子流动起来，如果利用基督教的火种进行渗透，传播的恐怕就不是’福音’了”，这实在是对基督教的误解和偏见。
透过叶小文近十年的有关公开讲话，可知他到底说了几句真话、实话：他解释中国有多少人信教，是引用了周恩来的说法，所谓”差不多有一亿多一点”。我们知道周恩来活着的时代全国有8亿人民，有一亿多信教者就是1/8了，当时的政策是”消灭宗教”，根本就没有宗教自由，这个数字到底是客观还是假说？
到了1999年6月，叶小文认为当时是”中国宗教的黄金时期”，全国信教人口有1亿多人。到了2004年1月，叶小文在《理论动态》杂志发表文章提到这么一个现象：全世界60亿人口中，有48亿人信教，12亿人不信教。而中国近13亿人中，信仰宗教人口约1亿多人，近12亿人不信教。再到2008年3月，叶小文公开说中国的信教仍是”差不多有一亿多一点”，是否有点自欺欺人了？现在中国人口已经超过13亿了，中共党员也都已经超过7000万了，为什么信教的人还处在周恩来时代？既然还处
在周恩来时代，为什么还担心韩国有几千个传教士，从东北一路走到广州，到处传教就不是传福音了？甚至称”当社会不公平问题突出起来，大量的农民和知识分子流动起来，如果利用基督教的火种进行渗透，传播的恐怕就不是’福音’了”，这种说法又是为了传播什么？有什么目的？叶小文先生可以自圆其说吗？
叶小文还解释说中国有”应该不信教的6600万党员和6700万共青团员”，按照宪法，党员和团员首先是中国公民，应该有宗教信仰自由，为什么叶局长指他们”应该不信教”呢？再看看各大寺庙，难道见到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还稀罕吗？江泽民先生在舟山佛国有多次留影，是否还有别的高级官员及其家属亲朋轮番去拜菩萨呢？
至于叶小文说中国1亿信徒之外的”其他10多亿人究竟信什么”，他们自然”不都是科学无神论者”，但也不能说中国传统文化”敬鬼神而远之”就是”中国十亿人至今没有信教的历史原因”。共产党高官，任何场所的任何发言、讲话，都应该实事求是。我所知道的浙江温州、萧山两个地区就有百万基督徒，与叶小文几度对话的另一美国牧师在杭州崇一堂传教一晚上，就有上万听众，至少一晚上就有900多名听众愿意信靠耶稣，这不都是对中国信教人群每天都在增加的最好说明吗？世界上多一个基督徒，监狱里少一个犯人，这是何等的力量啊。
当然，中国基督教发展并不是非常快，比如与韩国相比，这也是有历史原因的，比如管理型而非服务型权力政府对宗教社团组织成立的限制，严重阻碍了基督教的发展。虽然叶小文先生早在1998年就说，当时中国在民政部门登记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社会宗教团体有3000多个，公民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权。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2008年的”两会”上却公开对中国是否有结社自由的体制提出质疑，他说：”协会、民间组织过去都是到民政部门进行社团登记，而且，登记还有个条件，就是要有上级主管单位，也就是说必须找个挂靠单位、找个’婆家’才能登记，政社不分，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职能不明晰，这样就导致社会组织很难发育正常。”
这也是说，现行社团管理体制让八成”草根”组织处于非法状态，而一些”合法社会组织”却变得严重官僚化，形同”二政府”，叶小文所言的社会宗教团体有3000多个，恐怕有很多都是政府操办或背后支持的吧。如1989年国务院颁布第一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就规定民间组织必须先有一个可以挂靠的主管单位，然后才能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找婆婆”，其后果有二：一、”婆婆”不是白当的，当”婆婆”管得太严，民间组织也就缺乏活力，当”媳妇”借”婆婆”的权狐假虎威，非政府组织则带上了官气；二、当你找不到”婆婆”或不愿找”婆婆”时，也就只好非法活动了，随时都有可能被取缔。
如果中国宗教社团、教会兴办，就像美国那样自治、自由，那么不出10年，福音中国话就指日可待了，中国就真正进入和谐社会了。真正的传播至善、大爱的宗教信仰，其作用，其力量，远远比原子弹等核武器更有威力，这样的和平威力才是人人需要的，也是每个国度所需要的——更是捍卫真理、保障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