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键的第二本诗集《古桥头》出版了。我知道，这是一种不可轻易评说的诗。这样一位诗人的悲怆、仁爱和孤绝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他诗中的那种“仿佛死，颠沛流离，病痛/压迫而成”的语言的力量和质地也在抵御着阐释。这样的诗，要求我们的只是去读，甚至，去和它们一起流泪。
且不说他那些已为人们所熟悉的诗作，即使他写落叶，也带着一种让人颤栗的力量，似乎在老杜诗中才有的那种发自肺腑的情热，甚至更早，《古诗十九首》中的那种最质朴的抒情力量，又再次从当今一个诗人的诗中涌现出来。这不能不让人感叹文明的不死。这古老的文明，正如诗人自己所曾表述的那样，虽然它每一天都在被毁灭，但仍没有忘记对一位诗人的馈赠。
这不仅使我们感动。在今天，这些与其说看上去古风犹存，不如说仍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的诗，应该使很多诗人感到羞愧。
这么多年了，他就一直生活在家乡马鞍山，守着那条浑浊而空茫的大江，守着他有病的老母，守着他的心灵。他是如此执着，几乎可以说是孤注一掷：“‘同我在一起吧’，江水的浑浊浩瀚，/要熄灭我的肉体，/展开我的心”（《江边》）。使我震动的是“同我在一起吧”这句吁请，这究竟是谁在发出呼喊？
而他要展开和披露的“心”，也远远不是现代人的那个自我。它是天地良心，是古人所说的“赤子之心”，同时，它也指向那个贯穿古今、凝聚了我们文明全部精髓的“文心”。他的全部创作，就是对这样一个心灵的进入、契合和披露的过程。而这样做的代价，却是“要熄灭我的肉体”！必须如此吗？必须如此。作为一个诗人，他对大地的爱，他的奉献和牺牲，他“明心见性”的艰苦历程，只有最虔诚的僧人或使徒可与之相比。正因此，他和我们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诗人区别了开来。
“哭泣，是为了挽回光辉”（《啊，国度》），这是杨键的诗中最早让我读了就不能忘怀的一句。不仅为大地上芸芸众生的苦难（这不仅包括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也包括那些无辜的被宰杀的牲畜），还要为那一去不复返的文明哭泣；不仅哭泣，还要挽回它的光辉。这就是杨键的诗。作为一个汉语诗人，他把他的一生奉献给了养育他的文化母体。
这赋予他的写作以更深远的上下文。他不仅要使一个民族“永不完成”的苦难史通过他讲述出来，在他的诗中还贯穿着一种文化追忆的力量。以此，他把自己的写作纳入到传统文脉中。也许，在某种意义，他至今仍生活在老杜的“国破山河在”这句诗里。
但是，杨键也有他的矛盾（这就像他在哀悯人间苦难的同时还不得不去面对人性本身的罪孽一样），而这正是他的感人之处。基于他的人生体验和对佛理的参透，他深知人生的无常和虚妄，但他仍在追问，仍在发出那样的自我劝导。数千年来，作用于中国历代文人的那些相互冲突的力量，就这样在他的诗中出现了。这样的诗，带出了诗人矛盾而又悲怆的内里。而这比那些简单的书写社会关怀的诗要更为感人。这不仅深刻显现了一种心灵的宿命，而且，在诗中那自我辨难和嘲讽的后面，我们分明感到了诗人所忍受的泪水。
这也说明，诗人终究是“放不下”的，纵然佛祖总是要人们“放下”。耐人寻味的是《在江边》的最后：那些“在这里，在那里，/又倏忽不见”的事物，是远山含混的轮廓吗？是，但更是某种永恒的注视和期待。飘泊的诗人就这样浪游在天地间。他要做的，就是去感应，去披露；就是在一种流离失所的命运中，完成他最终的回归。
也许，正是这种生命的投入，使一个诗人有时真不知自己活在什么时代。他就多次感叹自己不知是高炉下的炼钢工人呢，还是山行道上的马远，或明末清初的一个遗民。但实际上，他对时代有着极其清醒和沉痛的认识。炼钢厂的高炉，这可不是与他生活无关的意象。那次到马鞍山，那长江边上无数的巨大的炼钢厂的高炉对我也是一个震动。那无尽的滚滚浓烟，喷吐着一个生活在这里的诗人的悲伤。那古老文明和人心在今天的全面溃散，加剧着他的悲痛和忧患。这文明的嬗变和阵痛，甚至使他的语言也发出了痉挛———一个为他所拒斥的时代，就这样从另一方面成全了他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