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啊，教我怎样才能成功打劫银行吧！”有大学生这样更改QQ签名。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在广州某大学的课堂上，最近有老师和学生“紧锣密鼓”地商讨如何“打劫银行”，并拟定“计划书”。
当然，这只是学生们在学习了撰写企业计划书的理论后，任课老师给他们布置的课堂作业——写一份“打劫银行”的企划书。
今日中国，试验如此“大逆不道”的教学方式，后果可想而知。难怪新闻一出来，许多评论者立即举起了道德的狼牙棒，称教师“恶搞”现代教育，甚至断定如此“诲淫诲盗”只会教坏了孩子，使他们在象牙塔里便学会了男盗女娼。
对于这些劈头盖脸的指责，我宁愿相信那位教师的解释：一切只是为了锻炼文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人力资源配置能力。而且，由于大学生都已成年，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判断力，不会轻易盲从和模仿，因此并不存在道德方面的问题。至于是否如这位教师所说“学习了国外的教育方式”，是否借鉴了哈佛商学院的独门秘笈，倒在其次。
那些板着脸生活的人时常对当今社会价值观的“兵荒马乱”痛心不已。其实，近三十年中国社会与心灵的成长，就是在一片片混乱之中破土而出的。只不过，有的人只看到了交媾，却未看见孕育，并由此断定这是一个肮脏的时代。如果我们能够学着用一种积极的态度看问题，就不难发现，“打劫银行”的教案能出现在今日中国课堂，便已经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细心者甚至还可以从中看到“思想解放”的影子。毕竟，该教案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人们对银行与打劫银行的理解。
在“国家压倒社会”的年代里，我们已经听够了有关银行或者信用社的职工浴血保护国家财产的英雄故事。与此相反，在那些重视人权尤其是公民生命权的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通常只会让职员相机而动，在一定程度上配合歹徒，而不是以“保卫国家财产”为名鼓励甚至恫吓职员迎着抢匪的枪口上。毕竟，这不是“慷慨赴国难”的时节，每一位公民的生命比银行里的钱财重要得多。众所周知，钱被抢走了照样会进入流通领域，更不会对社会构成致命影响。但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失去了，他就失去了一切。所以我说，贪生怕死也是一项基本人权。
显然，人们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同样适用于“许霆案”。为什么当英国居民可以排着长队集体去吃“问题取款机”的豆腐时，东方青年许霆却因为相同的错误在一审被判无期徒刑？更令人五味杂陈的是，在二审时许霆竟辩称自己是为了“保卫国家财产”。对于这个惊魂未定的年轻人来说，仿佛只有言明自己效忠国家（财产），才能免予国家（机器）的处罚。
应该说，正是“国家至上”、“国民当为国家献身”等观念的影响，使银行在一定程度上被当作国家象征而“圣化”。爱看电影的朋友会知道，世界上抢银行的电影多如牛毛，但在中国却难寻踪迹。除了一些我忘记内容的宣传“勇斗歹徒”的社会纪实外，我一时能记起的似乎只有《绿帽子》里的一小段枪声和《任逍遥》里“好歹你也拿个打火机啊！”式的嘲讽。
正如开拍有“抢银行”情节的电影不是为了教唆观众去犯罪，让学生写份“打劫银行”的策划案也不是希望学生有朝一日成为“雌雄大盗”。若能承认这是一种创作自由或思想自由，人们又有什么理由批判师生们“在教室里抢银行”？毕竟，心智健全者不会在看了部电影或写份策划书后抢银行，心智不健全者即使不看电影、不写策划案也可能会冲进银行。当然，其目的可能只是抢夺银行职员内裤上的皮筋，好做成弹弓打别人家的玻璃。
没有思维的乐趣的课堂，只会是死气沉沉的课堂。脱去道德上的虚伪指责，不难发现，“打劫银行”只是为学生提供了一种思维训练。在我看来，如今“中国制造”多而“中国创造”少，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学生们在课堂上所学到的多是记忆之学，而非思维之学。
就像写小说或者电影剧本，“教室里抢银行”既非师生一起抢银行的事实判断，也非价值判断，对于参与其中的老师和学生来说，他们共同完成的不过是合理的想象与逻辑推演。而这种训练对思维是有益的。谁又能否定，像阿尔。帕西诺的《热天午后》、伍迪。艾伦的《业余小偷》、北野武的《花火》、汤姆。汉克斯的《毁灭之路》等优秀影片，不都包含着一份“打劫银行策划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