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拉萨和其它的藏人居住区发生的骚乱事件使西藏问题再一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中国大陆的官方将此次事件的责任归罪于达赖集团，甚至利用传媒对达赖喇嘛本人进行了近乎妖魔化的抨击报道。笔者产生了三个疑问，一是3.14之前的几天里拉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官方媒体对此三缄其口？二是中共方面为什么要死死咬住达赖喇嘛和达赖集团，将此次骚乱事件的责任单方面推给达赖喇嘛？三是根据官方画面和外国记者和游客的观察，3.14当天拉萨街头出现打砸抢烧事件的时候，在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警察为什么缺位，为什么警方没有出面维护社会治安制止这种暴力行径？破解这几个疑团能够有助于我们了解远在雪域高原发生事情的真相。
对于第一个问题3.14之前几天拉萨发生了什么事情，按照王力雄先生的说法，此次拉萨事件的起因是藏族僧侣和平抗议遭到警察的殴打镇压，进而激起了西藏年轻一代中的激进人士的强烈不满才酿出了3.14骚乱事件。我本人愿意相信王力雄先生这种说法，但他同时所说的官方隐瞒有近百名藏民遇害，在没有客观公正调查之前所有的数字都暂时存疑。对于第二个问题，一位身在澳大利亚的张鹤慈先生著文给出的原因是：”中共借西藏的骚乱，一方面是想消弱达赖的形象。另一个中共咬住达赖的原因，是中共希望借达赖的影响力；制约西藏年轻的独立者。”应该说这种分析的见解很独到，也许是问题的一方面原因，但这个分析还不够全面，中共官方主要是在维护中央在西藏的权威和”中间阶层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维护中央的权威自然就要极力淡化和抹黑在藏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达赖喇嘛的影响和形象，西藏的”中间阶层利益集团”是以当地藏族官员为主的自治区官僚阶层。在1959年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后，中央以自治区的方式管理西藏内部事务以来形成的新官僚阶层，由本地的藏族官员和内地委派的援藏干部共同组成。这个集团最大的利益就在于从中央和内地其它地区得到援建西藏的各个项目和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获得既得利益。而在国际上和藏民中都具有极高威望奉行中间道路身在印度达拉萨拉的达赖喇嘛则是中共高层和中层利益阶层共同的”假想敌”，因为一旦让达赖回归西藏中央的权威是很难保住的官僚阶层的利益也将受到最大的冲击。对于第三个问题，一种说法是3.14当天西藏地方官员在事态发生之时没有得到中央的命令，出于对奥运的芥蒂不敢轻举妄动。我本人不能认同这种说法，因为警察具有维护社会治安的基本职责，即使不采取极端措施镇压骚乱也不应该完全不作为纵容骚乱，3.14事件之前僧侣和平示威都有警察出现3.14当天面对骚乱警察怎么能不作为。只能解释为或为中央授意或是地方官员自作主张故意让警察不作为，事态扩大之后再将矛头直指”达赖集团”，如果能将达赖定性为疆独那样的恐怖分子，在反恐打国际大背景下达赖喇嘛将永无返藏之日。将拉萨骚乱归罪为”达赖集团”进而归罪达赖喇嘛本人本身就是一个逻辑圈套，《华氏9.11》中通过布什家族和本。拉登家族有生意上的往来心里暗示布什和本。拉登的关系如出一辙，毕竟布什和布什家族、本。拉登和本。拉登家族都不是一回事。就像中共集团内部出现的非正常事态都不能归罪于中共的总书记一样，也不能把一些把达赖奉为神明的人所作所为都归罪于达赖喇嘛是一个道理。
以警察不作为这种铤而走险的方式博取政治利益所冒的政治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3.14事件后观望事态发展的西方主流社会暂时容忍了中国在西藏问题上所采取的措施，但在随后几天里在其它藏人居住区所发生的一些骚乱事件尤其是3.24甘南地区发生的骚乱，虽然中国官方单方面宣传继续为”达赖集团”的”罪行”加码，但西方社会也已经开始逐渐在人权和奥运问题上开始给中国的压力加码了。美国总统布什和国务卿赖斯以及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已经用不同的方式关注西藏问题，法国总统萨科奇拒绝排除抵制奥运会的可能，英国主流报纸甚至将08奥运与1936年纳粹德国举办的奥运会相提并论，其它国家媒体刺耳的声音都不罕见。毕竟抵制08奥运不仅是中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国际奥委会和西方主流社会所不愿意看到的，中国政府通过奥运会要的是宣传效应，国际奥委会牵扯到太多赞助商的利益，而西方政要们的如意算盘是期望通过奥运会使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一旦西藏问题让西方民众无法容忍，西方政要们受不住来自民间的压力事情就将朝着恶性方向发展。眼下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官方如何处理好素有无冕之王之称的西方记者们在西藏问题上的不满情绪，请国内传媒专家和资深人士以批判会的方式抨击西方媒体报道失实并非明智的做法，只能加深西方记者的反感，对中国自身的形象不利。记者是西方社会的耳朵和眼睛，根据《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外国记者可以在中国大陆范围内可以随意采访，但此规定在3.14后的西藏却不再有效，中国给出的官方解释是”特殊情况下的中国法律和保护记者人身安全”，面对阿富汗、伊拉克、卢旺达的战乱都无所畏惧的西方无冕之王们显然不能接受这样的官方托辞。理性是建立在开放、公开、自由基础之上的，否则在公众事件中不能完全公开真相被妖魔化就很难完全避免。虽然近来有官方组织的境外媒体组团到拉萨采访，但有严格限制的采访同样很难换回西方媒体中国官方所期待的”公正客观”.在”洋人”压力不算太大的时候一切都好办，但是事态若扩大”洋人”压力加码后事态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呢？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处于高层和平民阶层之间的”中间阶层利益集团”是各种政治体系中普遍存在的政治现象，在威权或集权社会和理性民主社会都有存在，所不同的是在理性民主社会中由于信息公开利益博弈较为均衡，在求得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将可能由此产生的各种矛盾降到最低。而在一个理性相对匮乏的威权或集权社会，这种”中间阶层利益集团”的双刃性显露无疑，一方面极权或威权社会少数人管制多数人，最高名器拥有者必须要以一个利益共同体集团对绝大多数平民阶层采取分化瓦解统治；另外一方面，稍有操作不当，利益共同体内部派系为了利益起争端就可能造成社会动荡进而威胁自身利益。利益集团小了不足以威慑平民阶层并从其身上榨取经济利益，过于庞大又可能危及高层的稳定统治，何况还有底层平民化的动乱风险伴随。最高统治者才会有曹操所感慨的”火上烤”的切身感受，走好这种政治钢丝没有一些高超的政治手腕和智慧是玩不来的。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还会产生一些特定的”中间阶层利益集团”.以明朝末年为例，明与后金（满清前身）在辽东地区的交战就在明朝内部豢养了一批辽东本土军人集团，袁崇焕提出辽人治辽，用辽东当地的汉人制约辽东新崛起的后金女真人政权。袁崇焕和毛文龙这对朝廷内部的死敌使用了完全相同的辽人军人集团的战略，即使在他们分别被处死后朝廷还在延续”辽人治辽”的策略。对于辽东军人集团来说，最大的利益就在于明与后金对峙局面的长期存在，后金如若被消灭他们将就地下岗无利可图，后金过于强大他们不是对手将受到朝廷的问罪。这与官匪之间特殊的利益结构链是一个道理，无匪官无利，匪势力过大威胁官的权威地位。这种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利益集团在向民众灌输仁义道德忠君爱国的时候本身没有任何道德和忠诚可言，他们只忠于自己的既得或长远利益。明朝覆灭后，这些明朝豢养的辽东军人集团立刻委身于清军引领新主子挺进中原。只有那些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投靠新主子或是一些不切合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们才会选择殉难以求得暴得大名。处理这种特殊利益集团与上下两个阶层关系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有智慧的政客，在清朝太平天国时期，朝廷为了镇压太平天国的需要，允许私募部队用以镇压起义叛乱，曾国藩的”湘军”由此成为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利益集团。在攻陷天京后，曾国藩就极有城府和智慧的主动解散了”湘军”，化解了胜利后朝廷和私募部队有可能产生的新矛盾。清初的三藩之乱吴三桂们是这方面的反面历史教材，他们的政治智慧与同时期的洪承畴和祖大寿以及后代曾国藩相差甚远。
这种由利益集团带来的社会矛盾其实就是吴思先生所说的拿不到前台的”潜规则”，而化解这种潜规则最好的办法还得是透明公开公平正义的利益博弈游戏规则，用公众可以自由选择认可的明规则代替只在幕后运作的潜规则，在民主社会的某些理性实践为我们破解潜规则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日本的邮政改革就是破解潜规则的一个成功范例，日本邮政系统共吸纳存款1.9万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由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主导的邮政民营化法案遭到了那些为了维护公务员既得利益者的坚决抵制。围绕着邮政民营化法案，自民党内部也因此出现了分裂，最终小泉冒着自民党分裂的可能解散众议院，重新举行大选。结果是小泉在大选中大获全胜，高层通过底层的民意战胜了中间阶层的既得利益者，邮政民营化方案得以顺利实施。
西藏问题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香港普选、新闻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一样，都面临着相同的政治命题的困扰，如何化解”中间阶层利益集团”的阻力？中国政治改革的的阻力是官僚利益阶层，香港的中间利益阶层是那些与中央关系密切的”保皇派”精英，新闻自由的阻力来自新闻审查机构，宗教问题的阻力来自宗教管理机构和”三自教会”的上层，有利于社会正义转型的改革势必影响到这些权利拥有者和既得利益者的切身利益。高层是否愿意启动政改是一回事，高层愿意政改中间阶层利益集团的阻力也肯定存在，高层或许因为出于对这种阻力的忧虑而在故意拖延政改。
香港的普选问题应该是阻力相对最小的，开放度很高的香港社会理性较为成熟，市民的普选意愿相对较高，”保皇派”精英在市民强烈的普选意愿面前势单力孤。香港普选问题真正的强大阻力来源于中央高层，香港普选时机不成熟唯一的潜台词解释只能是高层惧怕香港政改普选影响到中国大陆现状改变，中央政府还没有做好在中国大陆政改的准备。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中央已经通过人大释法的方式承诺如果时机成熟香港可以在2017年实现有条件的普选，许多人都将此时间表视为中央拖延香港政改的惯用伎俩。笔者却认为2017年这个时间具有指示意义，它是中央政府管辖的范围内第一个明确的单方面政改时间表，也与许多政治迹象表明的在中共下一代领导核心第二个五年任期2017—2020年左右启动中国全方位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事件暗合，香港的政改普选与中国内地的政治体制改革同步或稍微领先一步进行。这恐怕才是中共高层的如意算盘，现在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在千方百计的拖延政改的进程，而频繁放风的”思想解放””大部委改革””制约利益集团”等等与政改有关的政治新动向都与这种拖延的大战略有关或是为将来政改试水的目的为出发点的。
算盘打的很精明，但计划没有变化快，如果政治局势平稳发展将政改拖到2017年或许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现有政治架构体系的”中间阶层利益集团”由于利益难以受到底层的有效制约，而高层出于政治结构稳定的需要对中间阶层的包庇纵容要远多于敲打和制约。改革30年尤其是最近10年以来，中间阶层对社会财富的盘剥和对弱势群体权益的榨取到了几近疯狂的地步，这样做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体现在经济领域出现的”高烧过热”现象，除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人群的收入不高之外，物价、房价、股价、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银行贷款增长率和呆账坏账数量，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居高不下，中国经济领域出现的过热现象与不受制约的权利经济因素密切相关。中央高层早已经意识到经济过热给整个社会发展带来的不利因素，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实施的新一轮宏观调控，如果调控措施能够被有效落实，中国经济完全可能重新回到相对健康的发展轨道。但由于高层和底层都对中间阶层缺乏有效的制约手段，中间阶层在调控的头几年时间里为了各自的地方或部门利益，持续进行中央调控方向的逆操作，不仅没有达到经济降温的既定目标而且还有越烧越旺之势。去年十七大以后中央高层对中间阶层制约有所加强，调控的效果比以往略好，但还是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对权利制约不利的现象，更为致命的是相当高水平的经济过热并没有得到有效扼制，再加上国外美国次贷危机造成全球经济可能陷入衰退的威胁，国际市场能源和原材料就爱个也居高不下，这些都加重了中国经济产生的不利负面影响，中国经济已经在内外交困多重不利因素共同作用下步入高危期。
中国经济领域出现的问题终究要得到解决，在不可能回到从前极左道路的前提下只能谋求政治体制改革化解当下经济领域出现的诸多问题。现在这种危险时期搞政改总比经济崩溃以后再搞政改社会成本代价的付出要小得多，与其拖延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如先行启动政改的前期准备，逐步放宽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的限制为将来的政改铺路，在社会理性较为成熟的香港提前实行普选为将来内地政改热身，与西藏藏民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并在适当的时候允许达赖回归西藏，在不分裂的前提下为藏民选择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提供政治便利，藏民不会说汉语找不到工作这样的事情应该避免。以新闻自由为例，一种观点认为新闻自由可能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但要是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新闻不自由变相纵容了”潜规则”堂而皇之的大行其道，有了新闻自由就可以通过事先防范的方式有效制约利益阶层的无所顾忌，以预防为主曝光为辅只能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稳定而非相反的不稳定。政治改革带来的自由和松动另外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民众理性匮乏而容易导致的报复心理而对未来社会的不利影响。过去常有人说：”中国百姓是天下承受能力最强的一个老百姓。”我们应该对自由状态下的理性比高压非自由状态的非理性抱有更大的信心，毕竟社会理性会随着社会平民自由度的扩大而逐渐增加。
如果中国内地能够将预计到2017—2020年才实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前到08—09年预备启动并有实质性明确的政改举措出台到2020年基本完成政改，实际效果肯定比拖延政改要好的多。同民族同种文化背景的台湾已经为中国大陆提供了一整套可资借鉴的保守疗法政治转型之路，1986—1987以解除长达38年戒严为标志的转型启动，1996年第一次实行全民”总统”大选，2000年顺利实现政党轮替，2008年国民党全面”复辟”意味着台湾政改转型的基本成功。中国大陆如能成功完成这种政改转型，不仅中国大陆自身的经济政治问题能够得以解决，西藏所面临的问题自然也会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