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思想解放就是要破除“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迷信。
近来，一些中共高官大谈“思想解放”，甚至说出“要杀出一条血路来”的狠话，他们究竟想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尚有待观察。在笔者看来，新一轮思想解放如果要比三十年前的思想解放上一个台阶，就要破除“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迷信。
1943年8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同年9月，曹火星创作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歌曲。这首歌曾在解放区流行一时。1949初，章乃器应中共中央电邀，秘密从香港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他听到这首歌后，感到歌词有些不妥，建议在“中国”前面增加一个“新”字。中国存在了几千年，中华民国也已经成立了38年，而共产党才成立28年，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在逻辑上就讲不通。尚未建国时的毛泽东总算还听得进一些谏言，他马上让宣传部门通知曹火星，将歌名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中共提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是对于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提出“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回应，在当时也算是一种振聋发聩的声音，但又是以一种新迷信来取代一种旧迷信。由于人类认识的有限性，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所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是不能一劳永逸的，必须“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在章乃器建议改歌词的时候，人们对于“新中国”曾寄以很大的希望。到了1975年“四五运动”，这种希望便彻底破灭了。在毛泽东统治时期，中国占世界GNP总量的比重下降了一半；城市化停滞乃至倒退；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不降反升；城市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1976年不如1956年，1956年还没有恢复到1936年的水平；相当一部分农民仍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人民的自由受到空前的压制，建立了一套“现代秦始皇”式的农奴制度。如果说在蒋介石的“旧中国”，言论出版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人们没有说真话的充分自由；那么在毛泽东的“新中国”，人们连不说假话的自由也没有。这是威权主义社会与极权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区别。
三十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破除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迷信，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使中国人获得了一部分的自由。但是，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还没有动摇（尽管有一部分勇敢分子不断对它发起挑战），导致现在中国的发展又遇到了瓶颈。在国内，政治腐败一发不可收拾，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社会两极分化，不平等程度不断加深，社会不满和反抗正在日益积累和扩大。在国际上，“反民主反人权”的紧身衣限制了中国成长为世界领袖国家，妨碍了台海两岸的和平统一，妨碍了中国充分地利用世界资源和市场。现在需要有“杀出一条血路”的气魄，来剥离紧紧箍住我们的身体甚至已经和血肉长到了一起的这件紧身衣。
为了保护既得利益，现行体制的辩护士们重新乞灵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旧口号。这是因为，毛泽东的“新中国”已经臭了大街，而“中国”依然是我们安身立命和精神寄托之所在。他们吓唬中国人：“一旦没有了共产党，中国就会瓦解，如同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这就好像他们吓唬外国人：“一旦没有了共产党，中国就会混乱，就会有上亿难民流向发达国家。”这是无耻的流氓口吻，青皮行径。中国不会重蹈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的覆辙，这是我们经过认真研究后的结论。
1990年代的“苏东波”，一共席卷了十个国家：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蒙古，东德。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出现国家解体现象的，只有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三个国家。与之相反，东德在转型过程中还与西德实现了德意志国家的统一。这说明，民主化与国家分裂和解体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三国，它们作为政治实体，都只有几十年的短暂历史。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情愿结合在一起的不同民族曾经站在战争的对立面兵戎相见。苏联的历史比它们还要短，1939年莫洛托夫与纳粹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缔结密约后，苏联才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美国在法律上从来没有予以承认，这是苏联改革时期绕不过去的一个具有爆炸性的历史包袱。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不同于美国这样的联邦制国家，而是属于邦联制国家。苏联的“斯大林宪法”规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由“各平等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组成的联盟国家”。“每一加盟共和国都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每一加盟共和国都有权同外国直接发生外交关系、签订协定和互派外交代表和领事。”南斯拉夫1974年宪法在序言部分规定：“南斯拉夫民族，从每个民族都享有包括分立权在内的自决权出发，……结成了各自由平等民族的联邦共和国”，“各民族享有自决和民族独立的权利以及为达到上述目的进行解放斗争的权利”。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可以说正是苏共和南共所制定的宪法的产物，怪不得别人。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非苏、南等国可比。胡适说：“中国不能不说是早已形成的民族国家。……在民族的自觉上，在语言文字的统一上，在历史文化的统一上，在政治制度（包括考试，任官，法律，等等）的统一和持续上，――在这些条件上，中国这两千年都够得上一个民族的国家。”而且，中共在制定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没有照搬苏、南宪法关于民族分立权的有关规定。不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宪法上说都是单一制国家，而不是联邦制国家，更不必说邦联制国家了。至于台湾、西藏、新疆、香港这些地方的“独立”倾向能够获得国际上一部分人的同情和支持，我们要问：这是中国民主化的结果呢，还是中国至今不是民主国家的结果？过去没有共产党，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将来没有了共产党，中国仍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在20世纪丢失的领土，主要是苏联共产党作的孽，当然中共也难逃其咎。没有共产党，中国只会更强大、更繁荣、更文明。
所谓“没有了共产党”，并不是要消灭共产党，清算共产党员，而是包括以下两层意思：其一，没有了以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中共向宪政党转型；其二，没有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中国实行多党民主政治。
2007年2月，谢韬在《炎黄春秋》上撰文《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这篇文章是一个信号，说明中共内部有一股力量，强烈要求中共由列宁主义的专政党转型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宪政党。谢文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
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民主社会主义最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普通民众的富裕和政府官员的廉洁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两大亮点。民主社会主义寄托着人类的希望。”“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2008年2月，谢韬又在《领导者》上发表了《共产党组织转型的思考》，指出：中共要成为一个现代政党，必须实现从以职业革命家为核心的先锋队组织到开放型的群众性组织的转变，后者的工作重心既不是理论灌输和思想改造，也不是以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的方式颠覆政权或者维持一党专政，而是广泛吸纳党员，联系尽可能多的选民，在竞争性选举中赢得胜利；在修改党章时，要充分吸取各国社会党的经验，以真正的民主制取代党内集中制，取消上级党委对下级党委的批准制和任命制，实行党员对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领导人的直接选举制；党中央实行三权分立，将纵向的“小宝塔”架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转变为横向的相互制约的并行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监督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各自承担独立的功能，向党代会汇报工作；同时，还应当由党代会任命党报党刊的负责人，党中央机关只限于保持对于党报党刊“道义上的影响”。
笔者曾指出：“以谢韬为代表的一批中共老党员提出了从共产党向社会民主党转型的政治纲领性主张。显然，中共高层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将其消化。未来的转型很可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盗版’，从社会民主党党纲中窃取越来越多的内容，但口头上不予承认，甚至还组织几个御用文人将其批判一番；第二步才是名正言顺地引进‘正版’。”
从历史经验来看，从“一党专政”向多党民主政治的转变，有两条不同的路径：一是老的专政党的分裂，一是新的民主政党从党外破土而出。一些苏联东欧国家转型走的是前一条路径，譬如说支持叶利钦、普京的党和久加诺夫领导的俄罗斯共产党，都是脱胎于过去的苏联共产党，普京还曾是党中之党——克格勃的成员。台湾民主转型走的是后一条路径，民进党就是由党外的几股力量结合起来，在台湾的威权主义政治逐渐衰落的情况下，强行突破戒严状态而成立的。不论是哪一种路径，都可以在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实现和平转型。
1987年，台湾解除了戒严状态；2000年，实现了首次政党轮替，民进党上台执政；2008年，有可能再次出现政党轮替。经过二十年的民主化进程，台湾的民主制度已经趋于成熟。国民党有可能重新成为执政党，但此时的国民党已经不是当年一党专政的国民党了。
台湾的中国人能够做到的，大陆的中国人同样能够做到，而且在吸取了台湾同胞的经验教训后，大陆同胞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以及“没有国民党就没有台湾”）早就名誉扫地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彻底破产，也不过是迟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