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白桦的剧本《苦恋》而拍摄的电影《太阳与人》，其实并没有在影院上映。因为这部影片的导演彭宁是一位烈士子弟（与高干子弟相同），因而更方便有途径让高层的人们先观看，所引起的震动也在这个范围。首先批评这部影片的声音来自军队，继而惊动了胡耀邦和邓小平，他们二人都看了影片。邓认为问题严重，但对于最初粗暴的批判不满，因而下达了组织高水平批评文章的指示。
没有在影院公开上映这个事实，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公开批判是有矛盾的。弄得不好，就像稍前批判安东尼奥尼的那部《中国》，报纸上拿整版的篇幅谴责这部影片的反华立场，但一般读者却莫名其妙。于是这回的方案是，拿这部影片的公开发表在1979年《十月》第三期上面的电影文学剧本开刀。后来的人们想要再度谈论此事，也只有根据这个电影剧本。好在白桦也表示过，在他所有被拍成电影的剧本中，这一个是与成品最为接近的。
这个故事有着与影片《牧马人》相同的旨趣，即主人公在经历了种种非人的磨难之后，最终还是如何不离开这个国家、如何深爱这个国家。但在《苦恋》这个故事中，这个主题经历了一场不小的考验：主人公的女儿在出国之前说：“爸爸！您爱我们这个国家，苦苦地留恋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包括其中“尘世间有很多事情的结果和善良的愿望往往相反”的表达，都指向一个在当时是比较危险的思想层面：如此“单相思”只是一厢情愿而已。这个国家本身的现实确实是糟透了。离开它远走高飞，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然而，从今天看过去，在当时“誓不两立”的人们之间，其实分享着一些重要的语境和立场。他们的分歧远远没有当年人们想象的那样严重。我们回过头来看，与其说是要得出谁是谁非的结论，不如说从中了解那个时代才是更重要的。
其一，再三出现有关“历经苦难之后，却始终爱国至死不渝”这个主题，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当时某个思想危机的确是存在的，即对于这个国家这么多年来曲折道路产生怀疑。批判者也在这个问题上最不放心。这反映了人们开始从自己的经历中，撬动对于这个国家的思考，而不再是仅仅接受从外部灌输的理论。这也可以算作那个年代“思想解放”的体现。至于从这种思考中，应该得出什么结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其二，因为“内存”严重不足，某种思考便只能在当时提供的框架之内进行，因而显得比较逼仄。将出国与否与爱国与否相联系，以国家生活作为个人生活的唯一起点，这也是由当时的现实所规定的。实际上，一个人是否离开他的国家，这远非仅仅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而首先是个人生活立场的问题。选择在国外生活并非就是不爱国，仍然呆在国内，并非就是爱国的体现；而不管选择什么地方，这个人首先面对的是他自己的生活情境，比如工作、生活习惯、语言、被他人认可的程度等问题。
不可否认，当年许多出国的人，正是因为对这个国家深度失望而离开的，但是当他们在国外生活了一段时期之后，就会明白他们实际生活的出发点，与一个国家相去甚远。而如果有了后来这样的视野，这个故事中的女儿选择出国，就不会使用那样刺激人的说法了。
其三，当时的人们不具备的视野还有，“祖国”与“国家”不是一回事，它们不可以互相替代。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凌晨光是位画家，从小在风景如画的地方长大，从民间艺人那里学得绘画本领，他的目光深深停留在“祖国”的山山水水，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并不能用来论证和说明他对于“国家”的拳拳之心，因为“国家”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意味着这个民族政治生活的结构。一个人在政治生活中所受非人待遇，并不能在美丽的山水中得到抵消。因此，由故事提供的具体脉络和细节来看，从一个热爱美丽山水的画家身上，硬要得出他多么爱这个国家，发展到那样一种苦恋的“单相思”，则显然比较牵强和矫情。对于这个故事，我们最好看做当时人们想挣脱旧有框架，但又身不由己深陷其中的一个范例。
从电影的叙事方面来说，这个故事有着非常多的漏洞。看上去它着重在从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出发，营造一种诗意效果，而不去顾及叙事上的可能性；而这种效果在今天看起来更像是掩盖叙事逻辑的缺乏，叙事纹理的不足。其间人物的关系、人物的出场都是比较任意的，缺少合理铺垫。
据说杨绛就批评过，说画家在返国途中的远洋轮上看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激动得热泪盈眶是不太可能的，因为那船是外国的，在船上仍然如同在外国，而那船上是不会挂五星红旗的。当然杨绛不同意对这部影片进行那样一种方式的批判。又说当年吴祖光在会上对于这种批评提出他的激烈反对之后，钱钟书特地与吴祖光先生握手，以示支持，这在低调的钱先生又是十分少见的。可见当年的人们在经历了所谓“浩劫”之后，真的渴盼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