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发表的大卫。鲁诺（David Luhnow）等三人共同署名的文章称：在美国这场关乎全球参与的选举中，中国人更倾向于选择希拉里当选美国总统。此言有些过分，即大有强行代表中国民间精英分子发言的意味。实际上，更多的民间精英分子希望奥巴马当选，因为他对中国的态度保持了十分明确的原则──既非敌人也非朋友，但是他将力促台海两岸的政权进行理性接触与对话，假如他当选的话。
在另一方面，同为民主党人的希拉里虽然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的人权态度”并保持自由贸易，但是民主党内的“克林顿主义”（倾向），更多地是将人权当选举概念玩，而“希拉里”作为政治概念本身就是“克林顿主义”（倾向）的衍生品。所以，她在美国政治社会不遗余力地推行新威尔逊主义的时候，赢得大选的希望不大。
克林顿对江泽民集团的无原则的妥协，使中国民间遭受了绝不亚于今日苏丹达尔富尔惨状的人道主义灾难。1999年，在中、美最惠国贸易协定生效之后，江泽民集团立即采取了“果断的措施”：一方面，违背中国宪法，镇压言论自由，将一批优秀的民间学者投入监狱；另一方面，裹胁议会（人大），通过宗教镇压法条，使成千上万的家庭因此遭受毁灭性打击，且恶果至今得不到纠正。
至于他采取的“误炸”大使馆策略也是相当拙劣的，因为这种短见的策略引爆了本来就被中国官方操纵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使江集团产生了虚幻，自以为“民众可恃”在交出权力之前的几年里敢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权，进一步伤害了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希望。我说的人权问题不仅仅指示镇压秉持言论自由原则的知识分子以及伤害追求信仰自由的底层社会，而更指一般社会民众被伤害的事实，比如天价医疗问题（政府权力更加商业化），再比如黑窑工问题（政府行为黑社会化）。
美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尽管2000年3月份克林顿在台湾民进党上台问题上，表现出民主国家应有的气度，声称“不论谁当选，美国均可接受”，但是民主党由于克林顿主义（倾向）尽失民心，在所难免。之于当今之选举，新威尔逊主义基调强硬的麦凯恩“合乎潮流”，但是美国社会是一个追求确定性的社会。在这一点上，麦凯恩的主流价值观念反而不如奥巴马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新贸易保护主义不仅要检讨克林顿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且还会对中国对美国大量进口作出重要限制。这样的限制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其一，中国放慢出口速度，有利于在长期战略上趋近资源节约型社会；在短期（三～五年）扩大内需，或使国内廉价商品供给最大化扩展，使底层社会少受滞胀压力即更少地分摊政府经济政策失误的成本。这是一个隐性人权问题。
其二，尽管中国出口速度的放慢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不利影响，但是中国底层社会逐步认识到了低工资的害处，并且工资的变动趋向很难“由高而低”。所以说，通过“全民就业压力──工资水平坚挺──财政分配更加理性”这样一个传导机制的生成，将大大促进中国社会基本人权的进步与财政（税收）民主的实现。
其三，美国社会更少地进口中国廉价商品，能够促使美国重建“低利行业”如纺织品、工艺制品、玩具等，为国内提供更多的就业位置。
综合上述，之于个人，若能以“世界选举”的方式参与美国大选，我会投奥巴马一票。这是个理论设想，或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推论，但我相信：对于这样一个世界性选举的参与，不在于作为中国人我们是否有投票权，而是“重在参与”，参与的方式以言论表达为必选手段──尽管诸多平民还没法如我等“精英分子”使用文字表达，至少他们之间可以口头议论，面对面地交流。哪怕是炒“虾酱”（本地土话“瞎犟”之谐音），也有益于民智的开发。我也相信：中国在不远将来，也会出现如美国那样的全民参与的政治模式；现在我们先以“世界选举”方式来模拟，时机成熟，变为“出口转内销”。
大家也没有理由不感谢美国这样一个伟大国家，她让所有愿意为公众、为国家效力的人，必须把私心“揣在兜里”。简单地说，不能把追求权力作为目的。恰恰相反，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尽管政治家们一般都很长寿，但几乎无一例外地在追权力的时候患上了“权力癌”。
民主政治是医治混乱社会的良方，其实也是医治个人心理疾病的良方！
（2008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