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提出“不要奥运要人权”的黑龙江维权代表杨春林，被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入狱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杨春林的妻子孙丽伟表示，家人非常担心杨春林的身体状况和在看守所的待遇，因为杨春林以往曾在狱中受到酷刑。而周一在法庭上，杨春林也两度遭庭警殴打。孙丽伟说，家人目前生活艰难，一方面因为杨春林被捕，失去了重要家庭支柱，同时还要每月向看守所支付数百元人民币，作为杨春林的膳食费，加上现在家人已没有农地，只能靠做一些临时工作，勉强过活，杨春林十八岁的儿子也因为家人负担不起学费被迫退学。而佳木斯看守所则表示，就算囚犯家属无能力支付膳食费，狱方仍会提供同等膳食给有关犯人。的确，近几年来，看守所的在押人员只有被打死的，还真没听说过有被饿死的。坐过牢的人都知道，看守所是这个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对于一个性情耿直的正义人士或含冤受屈者来说，把那里称作人间地狱毫不为过。
北方网1月19日报道，2006年7月23日，辽宁葫芦岛市女子王爱民在看守所内的”安全椅”上被固定八九天之后死亡。尸体解剖发现，王爱民左右乳房及四肢存在多处皮肤青紫变色及表皮剥脱。对于家属的疑问，葫芦岛市看守所所长魏国忠的说法是王爱民精神失控，以头或胸撞墙，造成乳房等体表损伤。将其固定在”安全椅”上，是出于对王爱民的保护，防止其自虐。魏国忠态度坚决地向家属表态：”我可以发誓，我们没有戳过王爱民一根手指！””王爱民是自然死亡，看守所没什么责任。”而据一位知情人透露，因王爱民闹监，7月12日，曾有维修监控设备的施工人员看见两名在押男犯对王爱民一顿殴打，殴打后将其固定在”安全椅”上；殴打过程，始终有管教在场，并未制止。魏国忠的狡辩虽是睁眼说瞎话，却印证了看守所里流行的一句行话，即”不死也要让你脱身皮”。
在中国，几乎每个县市都设有看守所，在法律规定中，它是一个由地方公安局管理的，由检察院监督的强制性羁押场所。而进看守所必背的监规第一句告知的却是”看守所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2006年4月，我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入监时，管教干部第一次谈话就警告说，不要喊冤，也不要打算一下子就可以出去，来这就是坐牢。在他们眼里，看守所是一个存转”罪犯”的临时仓库。入监当晚，尽管国保警察已提前向看守所打了招呼，即任何人不许与我说话，也不准碰我一下。但监内仍有人恶狠狠地问我有钱没钱？他们说，有钱就是爷爷，冒钱就做桂花。所谓桂花，就是专门负责倒马桶，打扫厕所，随时都可能被痛打一顿的人。打桂花是不需要理由的，一些牢头狱霸经常把桂花当作发泄怨气的工具，他们有时也把桂花称之为”鼻涕”和”虾米”。所以对许多无权无势的穷人来说，进了看守所就是踏进了鬼门关。
据我在看守所被关押了一年的经验，大多有冤屈或受到了不公正对待的人进监都会大喊大叫或哭哭闹闹。而闹监、被殴打也就是必然的。我所在的看守所是这样管理的，监室每周进行评分，对排名最后的三个监室的惩罚是停放电视一星期。打架或闹监扣分较多，而打架一般都是牢头狱霸打不服从的或是新入监的人，值班干部来了，这时只要牢头塞几包高档烟，顶多制止一下，呵斥几声，摆出一副秉公处理的样子，但不会扣分。可闹监不同，闹监意味着不服从管教，不会与值班干部疏通关系，扣分往往毫不留情。扣分多了，管教干部便会训斥牢头没有管好。而停放电视，甚至关放风门的变相惩罚则使整个监室内的人都把仇恨的眼光投向闹监者。去年，法官黎朝阳在看守所离奇暴死，其中也是说黎朝阳被羁押后，思想压力大，情绪一直非常激动，经常在监舍内乱喊乱叫，放风后拒绝回到监舍，并多次趁值班民警带出同监舍其他在押人员之际，冲出监舍。同样，调查组得出结论：黎朝阳羁押期间，没有发现监管民警对其有体罚、打骂、虐待的情况。没有发现桂林市第一看守所23号监舍，兴安县看守所14、15号监舍在押人员对黎朝阳实施殴打、体罚的情况。
按照规定，新人入监，该监的管教干部第一时间就要做好“入监教育”，目的是告知一些法律常识和权利，消除恐惧心理。但就我在监内所了解的而言，“入监教育”却都是由牢头完成的，新口子一入监，就由牢头问犯了什么事，家庭、职业、住址等等。如果没有干部预先打招呼，一会就过堂。先是蹲着，而后洗冷水澡，即让新口子脱光蹲在厕所里张开嘴巴喊”哦”，由几个人端着一盆盆水对着嘴巴冲，直冲得你浑身哆嗦发抖；继着就是打”漂漂”，即用水杯盛水隔两三米距离朝身背上抽打，打得全身通红，火辣辣的为止。然后脱掉裤子打”鸭脚板”，即拿塑料拖板打屁股。如有反抗和对打，就”包饺子”，即拿被子从被打者头顶罩下来包住全身，一帮人一窝蜂地围着拳打脚踢，让你鼻青脸肿却根本不知道是谁打的。下马威搞完后，牢头的还要问：”刚才有人打了你吗？”如实回答便遭殃，会继续挨打，且比上次更狠。精明的会说”没有”。连续问几次，必须肯定挨打者不会说挨了打。有次一个新口子在会见家属时说挨了打，刚好被看守所所长在旁听见了，立马就把他扭回监子，厉声责问谁打了他，并让打人的站出来。打人的站出来了，所长哼一声转背就走了。结果该新口子又挨了一轮暴打。
过完堂，入监教育就开始了。首先是告诉你，任何人喊你的名字要答”到”，喊你做事要答”是”。其次是平常不准靠近监门，干部喊出门时必须面墙站立。干部喊谈话时一定要要求打电话，让家里送衣服来，送生活费来。提到生活费时会反复强调说，”监内的卫生纸、牙膏牙刷、饭盆、肥皂洗衣粉都是要花钱买的，都是坐牢，我们也不容易，总不能还要来养你吧？”这些话说得头头是道，虽施之以暴，但动之以情。核心目的是上钱，你家里上钱多则皆大欢喜，其他的都可以忽略不计。若是没上钱或上钱太少，下一步就是继续挨打受磨，除非你有能力去打别人。打人是迅速巩固自己地位的一种方式，越狠越被赏识，许多强悍一点的新口子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而得到牢头提拔。当管事的其实就是打手，他们的职责就是制造恐惧，让每个新口子和在下面吃饭的所谓”桂花”的脑袋成天崩着一根弦。这样，在分配点菜和食品时他们也能获得一定的份额，与牢头享受相同的特权。
新口子必须在一星期内熟背监规和熟记行为规范是看守所交派给牢头的主要任务。监规的前言明确了”专政”两个字，据此，牢头可以名正言顺地向看不顺眼的新口子施加压力。监规内容不多，分”六做到”和”六不准”。其一是”必须服从看守所工作人员的管理教育和武装民警的看管”。不管你什么来头，也不管你是否冤屈，”服从”是无条件的，尤其是对牢头的服从。牢头们惯常的一句”看守所里面只有说得到没有做不到的”就是以此为底气，这同时也是管教干部默认的。服从才会没有怨言，服从才会完全地任其宰制，比如替牢头打饭端水洗衣服和要家里上钱付生活费这些，必须是以服从为前提的，一切都要体现出你是自觉自愿的。监房规则是专制政策的酷肖模仿，许多手法如出一辙，所以老口子经常告诫新口子：东西可以乱吃，话却不能乱讲，哪怕讲的是真话实话。一切都听老大的，永远把老大排在前面是新口子少挨整的最佳途径。牢头有时故意问新口子”墙是什么颜色的”？不懂规矩的新口子往往会答”白的”。他说的是实话，但实话就招打，因为牢头需要的回答是”老大讲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老大的话就是圣旨，对的是对的，错的也是对的，必须遵照执行。牢头之所以能独断专行无非是仗着管教干部的任命和撑腰。
我进监的时候抱着这样的心理，如果谁打我，我就以死相拼。值得庆幸的是，我当天没有被过堂。但两个多月后，我跟牢头打了一架。那天吃过早餐，我照常参加生产，坐在地上穿插供彩灯灯泡，牢头却要我去做包装排版。在监内，牢头是不干活的，我说了一句你闲着就你去排。他二话未说，走过来就朝我头部猛击一拳，并说：”你以为你是政治犯就没人动你呀！”我猝不及防，倒在地上。一时激怒攻心，默不做声地爬起来后，顺手抄起晾衣的橡胶棍，朝他打去。他的打手则趁机围过来抱住我，明似拉架，实际上是想控制我让牢头继续打。正在我无力还手之际，看守所的副所长侯德良来了，那些人马上四散开。我揪住这个机会，拿棍子朝牢头一阵猛扑。牢头与侯德良是一个地方的人，据说还是老表关系。结果是，侯德良跑下来，打开监门，喊我出去，在对着监门的过道上，要我跪下。我不跪。他就朝我身上拳打脚踢的要我跪下。我还是坚持没跪。僵持了半分钟，一个有点秃头的彭姓干部赶了过来，两人一起，揪着我的头发，朝我的膝部暴踢暴踩。我招架不住，没办法硬撑下去，就只好顺势跪了下去。我说我会投诉的，他们两人反打得更凶了。一边打，一边骂骂咧咧地说：”你还不服气呀？你去告呀！老子去喊武警来打。”说完，转身拿来了一副手铐，紧紧扣住我的双手，将我推进了禁闭室。站在阴暗、潮湿、充满着尿骚味的禁闭室里，虽不用干活，但我仍以愤怒的眼光盯着每一个从前方走过的狱卒。就是我这几乎冒火的眼神让看守所的所长左红军不满，他走过来，打开门，解开一只手的拷子，拉下去，扣在禁闭室铁门最下边的钢栏上，这样，我就只能被迫蹲在门槛边上，忍受着欺凌和羞辱。
挨打一个星期后，副所长侯德良广播监内情况周讲评时说：”我也是学哲学出身的。毛主席讲过，一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所以各位在押人员一定要努力学习，保证各项教育工作基本到位，服从干部的管理教育。（监房里哄笑，私语着学习刘少奇，做个冤死鬼。）我们看守所从一个二级所升到一级所这么一个过程，有许多工作还得适应。比如上个月打架的情况特别多。打人的主要原因是牢头狱霸现象严重；其次是互不买帐；第三是欺负新口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压迫和压力。当然，有压迫就有压力，有压力就有动力。你们自己要放清白一点，尤其是多读了一点书的人，没什么了不起，更要清白点，要把压力转化为动力。林彪这么厉害的角色都被毛主席踩下去了，你们算得了什么！没搞生产前就有压迫，有压迫也就肯定有反抗。压迫现在集中体现在生产上，人各有不同，年纪上有老少，智力上也有差异，但任务是一致的。”由于我反复着说要投诉，管教干部劝解说：”看守所的干部并不反对打人，但不能当着干部的面打。当着干部的面打人就是不给干部面子。””都是五毛六盗的人，讲道理是没用的。恶狗服蛮棍，不打是管不下地的。”我反感这类说辞，没理会，总想着向检察院投诉和抗议。按常规，逮捕后一个月检察院应该来提检审和送告知书，但检察院的人直到我身上青紫着的肿块自然消去后才来。检察员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没罪。她气急着说你希望红旗落地，你旗帜鲜明地反对专制独裁，你还宣扬以暴易暴。她提示着说，你认罪，我们可以考虑向法庭建议判轻一点。但我坚持着从没有宣扬过以暴易暴。我说，反对专制独裁本身就是反对暴力。不待我投诉，检察员就递给我一大张告知书要我签字，她特别强调上次因为没车就没过来，让我把日期整整提前一个月，写上6月26日，那正是我挨打后的一天。
监规末尾写道，”违反以上规定者，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训诫、责令反省、加戴械具，构成犯罪者，依法从严惩处。”干部不准殴打犯人，犯人在什么程度才允许加戴手铐或脚镣，这在收押室的墙壁上张贴有明确的细则，它专政的表面是反对酷刑和暴力的。但事实上，体罚作为一项非制度性规范倒得到惯常的实施。正如将”老虎凳”成为”安全椅”，在应付上头检查时，它还要求监内在押的人要把”牢头狱霸”说成是值日的。不管是看守所的所长，还是普通管教、狱卒，乃至拥有特别关系的牢头，他们在在押人员跟前似乎天生就具备着老子天下第一的优越，如何虐待别个，如何让别个度日如年的煎熬中自觉孝敬几乎就是他们的日常工作。只要你仍呆在里面，他就不容许你对他说不，你的不满和怨气只会受到更多的打击。因为他们比你更明白所谓的权力监管机关和条文都是虚设的，只要你还关着在里面，你就是他们手上的”人质”。哪怕你今天就要刑满，他也可以通过在次日凌晨前一秒释放来延长你的刑期。你惟有贡献笑脸和礼品来尽可能地减少他们的刁难和报复。
“专政”本身意含着暴力和镇压，虽是现代社会，权力依然像野蛮时代那样赤裸裸的以暴力形式运作。在一个专政者依靠暴力维持稳定和秩序的社会，必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并将仇恨的种子撒遍每一个角落。这非常地令人难过，都二十一世纪了，在这个号称“共和国”的国家，专政机器如此横蛮，无辜的人们总是被拽着从它的齿轮间通过，皮肉和心灵都被磨成齑粉，而对同胞的爱、对生命的尊重却不总是没有产生出来！在专政黑洞里，国家主席刘少奇人间蒸发了，法官黎朝阳人间蒸发了，而更多性情耿烈如王爱民的平民百姓也相继被蒸发了。
看守所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它过去是，今天是，明天还要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