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的宏观经济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原来的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巨大挑战，驱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似乎都走向动力衰竭，因为流动性过剩引发的通货膨胀阴影又对经济体构成巨大的威胁。如果无法展开深层次的制度变革，释放更多的经济活力，那么中国经济体将滑入一个痛苦的滞胀泥潭。
让我们先做点简单分析。
先看投资。长期以来政府主导型的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这种投资模式效率低下，导致资源错配，经济冷热无常，本质上是无法长期持续的。2008年当局采取从紧货币政策来试图为经济降温，虽然政策效果尚待观察，但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权重下降则是无疑的。房地产市场可能是重要的风向标。一刀切的从紧政策对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的伤害将出现很多让人无法意料的后果。
再看出口，由于各种要素价格的上升，包括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出口退税的降低，人民币不断升值，再加上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消费市场萎缩，尤其是美国市场的萎缩，都导致了2008年出口不会再“风景这边独好”。08年已有的出口统计数据已经佐证了这点。当然实际问题可能会更加糟糕。因为统计数据本身并不可靠，它无法有效甄别国际热钱通过一般贸易渠道渗入经济体的数据，出口增长下降也许早已经发生，只不过没有反应在统计数据上面而已，问一问出口行业从业者，他们的悲观感受远为真实。
至于消费，虽然这些年来一直保持着温和增幅，但是由于深层次的体制因素，没有理由认为2008年的消费会提供额外的惊喜。消费增幅几乎没有可能弥补由于出口和投资下降带来的经济增长放缓的压力。当然，消费增幅也有可能出现意外，那就是由于通货膨胀预期的不断深入，而出现抢购风潮。但是这种行为对于任何经济体几乎都是最糟糕的一种状态。
面对经济增长这幅相当黯淡的图景，有哪些应对措施呢？作为坚定的市场主义者，本来我们并不需要对这种经济周期或者经济的自我调整有太多的担忧，在一个正常的经济政治形态下，这种经济周期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经济增长正如四季轮换，温度有高有低，对于大多数民众，适时调整经济行为，总是能挨过去的。
不过由于长期以来的畸形发展模式，中国的经济政治架构特别脆弱，似乎统治合法性和社会稳定都系于经济持续发展一端，矛盾在社会各个领域的积累已经让整个社会无法经受一次经济危机的自我纠错，因此让经济增幅滑落并不是能接受的政策选项，执政的本能的就是要保障经济发展而展开刺激性的政策。
那么有哪些可供选择的招数呢？理论上，可以在投资，出口，和消费三个领域做文章。不过消费（或者说内需）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之间能做到的，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起码在表面看来已经进行多年，但是都没有有效的刺激内需。说到底，内需或者消费的提升进而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必须是一项制度变革的系统工程，在目前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任务。至于出口增长，一方面和国际市场息息相关，另外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各种内在隐患，使得政府在推动出口动力方面恐怕有心无力。那么还是要回到投资上做文章。对于一个掌握巨大资源的政府来说，最便利的选项自然是通过增加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这种选项也符合现有政治结构的特别口味，因为2008年地方政府换届刚刚完成，政绩驱动必然转变为雄心勃勃的投资增长计划。中央政府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后，在庞大的财政收入支持下，一些大型的投资项目将会纷纷推出。比如已经见诸报端的大飞机工程，京沪高铁等等。
一些讨巧的学者又在适时的论证积极财政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也许要不了多久，积极财政政策就成为决策层的共识，得以堂而皇之的推展开来。考虑到当下经济政治结构的现实，我们丝毫不怀疑，当积极财政政策这个通道重新被打开后，政府完全可以提交漂亮的经济增长数据。不过可怕的是，从紧的货币政策根本栓不住财政这头巨兽，却扼杀了无数的中小企业的生机，国进民退的悲喜剧以各种方式上演，中国经济体以一种畸形的形态越走越远。问题是，我们的环境，社会现实还能提供同样的承载能力吗？这种权力驱动的经济增长，我们还能忍受多久？
在经济发展的这个重要十字路口，经济政策面临重要的选择，但是显然选择并不只有一个，上述选择虽然特别符合执政当局的口味，但是多少有些类似饮鸩止渴，后患不菲，更重要的是这种选择长期来看是无法持续的。其实只要政府决策层对经济增长本质有一定的认知，对特殊集团利益采取必要的克制和约束，同时领悟公共利益的真谛，那么一个更加自然的选择就出现了。这个政策选项，简单的说就是促进经济自由化改革，让经济体迸发自身的活力。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自由，改革开放三十年就是经济自由化的三十年，但是又是自由化远未充分展开的三十年，在经济增长前景黯淡的时刻，正是凝聚共识，重新切换到经济自由化轨道的时刻。2008年的宏观经济尤其需要市场经济内在的自由甘露，而不是政府牌子的兴奋剂。
如能回归到这种经济发展共识，那么一系列推进经济自由的政策窗口将自然开启。
比如当局可以通过大幅度的降税计划来刺激微观经济体的投资和消费行为，这种做法将远比政府主导的投资行为更有效率，更具可持续性。
比如当局可以通过推动必要的法律变革，使得更多的要素可以市场化，在交易中创造财富和价值。仅仅土地，金融等这几个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就能提供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空间。
当局也可以打破行政垄断，把国资委和它名下的100多家巨无霸企业进行市场化改制，引入充分的竞争。因为这些通过权力依附在经济体内的特殊利益集团本身已经成为毒瘤，吸收无数资源，毁坏市场价值。打破这种垄断，将让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具备普惠性和公正性。
只有采取这种激活经济体内部活力，破除经济发展障碍的政策，中国的经济前景才能拨开云雾，重见蓝天。
在金融体系日益全球化时代，这种政策选项变得尤其紧迫。中国经济已经深刻的融入全球化进程，全球流动性过剩与中国的资产泡沫和经济过热息息相关，中国经济周期和全球经济体的周期已经呈现某种共振现象，只不过由于资本管制等原因，这个共振有个时差。这个共振可能是逆向的，比如全球流动性紧缩的时候，中国的流动性反而过剩，那是因为中国成为资本套利的最佳场所。而反过来，当全球经济体系恢复元气，尤其是美国经济体开始恢复的时候，资本开始外流，这时候对中国经济的真正考验就开始了。正如巴菲特的那句名言，只有当潮水退去后，才知道谁在裸泳。如果上述经济自由化政策得不到落实，经济活力得不到有效的培育，那么意味着这些年的流动性过剩并没有增加中国经济体的内生能力，经济增长在低水平重复。在货币流动性汹涌的时候，我们看到经济过热，人民币升值，但是潮水退去后，我们看到的就是人民币贬值，经济萧条，公共福祉遭受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