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政坛上，涌动了一股“学者从政”的小小浪潮，而其中官位最高、经历最曲折者当属地质学家翁文灏，他晚年又翩然海外来归，以政协委员终老。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及应该如何团结“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时，专门点到了翁文灏，说他是“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算是未盖棺而论先定。
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字咏霓，早年留学比利时，获物理及地质学博士学位。1912年回国，任农商部矿政司司长等职。1914年任北京政府地质调查所矿产股股长等职。1918年代理所长。1922年起任清华大学地质系教授、主任，曾先后出席太平洋科学会议、国际地质会议等，首次提出燕山运动在中国的存在及意义。1931年，一度代理清华大学校长职务。1932年被国民政府委为教育部长，辞未就。1935年初，出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1937年4月，以中国特使团秘书长身份，随孔祥熙到英国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同年6月，访问德国，旋赴苏联考察。1938年1月，任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工矿调整处处长，负责军需生产。1943年9月，主持同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森及赫尔利关于中美两国军事经济合作计划会谈。同年11月，工矿调整处改称战时生产局，兼任局长。1945年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任行政院副院长。1948年5月任行政院院长，11月辞职。1949年曾任总统府秘书长。离职后，于1950年由香港去法国讲学，次年从法国经香港回北京。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台湾和平解放工作委员会委员。1971年1月17日，在北京病逝。著有《中国矿产志略》、《甘肃地震考》、《椎指集》等。“[1]从这个辞条可以看出，翁文灏的人生在1935年判然两途。作为学者的翁文灏，曾在近代中国大放异彩，手头有一本《翁文灏选集》，书后附有《翁文灏在我国名列第一的贡献》，计有十一项：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中国第一本《地质学讲义》的编写者；第一位撰写中国矿产志的中国学者；中国第一张全国地质图的编制者；第一位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会议的地质学者……[2]对作为科学家的翁文灏，如今的评价已趋一致。
二
翁文灏命运的转折缘于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1934年农历正月初三，翁文灏赴长兴调查石油的途中，因所乘汽车猛撞到桥栏杆上，汽缸爆裂，致头部受重伤，完全昏迷，病势极为凶险。蒋介石得报后，命令医院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并延请国内名医会诊，接来家属照看，终使翁文灏转危为安。说到翁、蒋的关系，还要追溯到1931年。鉴于日本咄咄逼人的威胁蒋介石在钱昌照的建议下，决定在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内成立一个秘密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按照钱的设想此处的“国防设计”是广义的不仅有军事、外交，还包括教育文化、财政经济、原料及制造、交通运输、土地粮食及各种专业人才等各个方面，钱按照蒋的意思拟定了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名单，这一名单和以往南京政府的官僚机构有极大的不同，名单中人大多未曾在南京政府中任职，有些甚至是对南京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人士。这份名单使一大批中国知识界、实业界的精英人物进入了蒋介石的视野，翁文灏也列名其中。1932年春，蒋介石授意钱昌照分批安排名单中人与自己会见或讲学。翁文灏遂于该年夏天应钱昌照之邀上了庐山牯岭，与蒋有了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蒋、翁二人不仅都是浙江人，而且蒋的老家奉化与翁的老家鄞县过去同属宁波府，这种地缘关系可能淡化了初次相交时的距离感。两人在会谈中有一个中心议题，就是如何应对日本迫在眉睫的威胁，翁文灏说，如果以蒋为首的政府能够负起抗日保国的重责，必能取得全国拥护，而且因了确定的中心目标，经济建设等具体工作也易推进。谈到自己。翁文灏说他对政府工作并无专长，“惟历年调查矿产，于主要富源，尚知梗概，因并告以我国自然资源分布情况”[3].蒋顺着翁文灏的话头，托出了自己和钱昌照准备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的设想，并趁热打铁请其担任委员会中负实际责任的秘书长一职（蒋自任委员长）。蒋的这一要求使毫无从政准备的翁文灏措手不及，他表示自己可以担任委员，但秘书长一职实难允诺，蒋却坚持己见，几经反复，最后以双方妥协达成一致：翁文灏接受秘书长的职务，但并不到职任事，仍居北平继续主持地质调查所工作，由钱昌照担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副秘书长，负责委员会的实际工作[4].时隔不久，南京政府再次改组，10月28日任命公布，教育部长竟然是事先毫不知情的翁文灏。翁以继母病故要送其灵柩返乡为理由，上书南京政府紧辞未就。
蒋介石在考虑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人选时，为什么独独相中翁文灏？主因大概有二，一是作为学界名流的翁未加入任何党派和团体，无政治背景和派系色彩，既有利于和各界精英联系与合作，也便于蒋介石对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控制；二是国防设计委员会的针对性很强，但当时中日表面上还未正式全面决裂，翁文灏虽是名人但毕竟尚未在政坛上露过头角，由他任秘书长可以减少外界注意。当然，蒋、翁二人小同乡的关系也是个可以适当注意的因素。
回顾蒋、翁的关系，二人有一个逐步接近的过程。不论真假，蒋在二人的第一次谈话中慨然以巩固国防为己任，这给崇尚科学救国的翁文灏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影响了他此后的人生选择，翁文灏晚年回忆说：“那时我误认蒋虽是一个军人，但尚能认识保全国土的责任。即此误解，便成了我走错道路的开始。”因了这种印象，一个是国内最有权势的人物，一个是学界清流，两种人物之间本容易产生的隔膜感就此消散，翁文灏虽然拒绝了蒋的征召，但在其内心里，对最高当权者的这种“知遇之恩”是否一定就无动于衷呢？大概是很难的。而等到一场车祸突来，等到最高当权者再施救命之恩时，像翁文灏这样受过传统熏染的淳厚君子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已经是不言自明了。
三
19355年11月，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遇刺受伤，行政院长一职为蒋介石接任，蒋即着手组织自己的内阁班底。行政院的办事机关是秘书处与政务处，各设秘书长和政务处长主管行政院内日常事务，等于行政院长的幕僚领袖。蒋介石决定秘书长一职由翁文灏担任，而且不容翁文灏推辞。随后，翁文灏又向蒋推荐时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担任政务处长。和翁、蒋同期在蒋介石内阁中任职的还有主长教育的法学家王世杰等知识界、实业界精英，一时被称为“人才内阁”。
进入政界的翁文灏素有清官和能吏之名。他在国民政府中先后主管过多个部门，且多系肥缺，而他自己始终保持书生本色，不贪不占，所负责的工作从来都是井井有条。在当时政要中，他的家风、门风也有着良好的口碑，子女全无豪门习气。翁文灏的次子，国民党空军上尉翁心翰更是拒绝了上级让他不上前线的好意，新婚刚满半年便壮烈地牺牲在了对日空战中。一向对国民政府官员持批评态度的《大公报》为此专派记者前去采访翁文灏，那位记者写道：“（翁文灏）谈起殉职的儿子时，没有叹息，甚至谈笑时全没有半点不自然……‘本来作战就是危险的，报国心切的人，在作战时死的机会更多。’说完，他淡淡地笑笑。”[5]表面的淡然更透出了内在的创痛之深，这种痛苦在给老友陈布雷的私函中表露无遗：“弟勉力公事，视若处之泰然，实则衷心创痛，非可言喻。吾国空军人员为数较少，死亡频仍，精华垂尽，不特弟一家之苦，实亦可为大局忧也。”
翁文灏在国民政府中是少有的清廉正直之士，但这并不表示他是一个不知变通和从权的迂人，应该说其自有特具的处世和应变的手法。在一个像国民政府这样暮气沉沉的衙门中浸淫已久的人，当然知道要想做成某项哪怕正当的事业，就难免要有一些妥协的。根据时人的记述，有两件事颇值留意，一件是蒋廷黻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记，当蒋廷黻任行政院政务处长时，蒋介石要蒋廷黻尽快提出改革中央政府的意见，“首先我向他口头报告我的拟议。他很高兴，要我正式提出建议。当我草拟建议时，南京有很多议论”，各个部门各色人等利益所在，对蒋廷黻的方案提出了各种要求。因为反对者太多，蒋为免夜长梦多，用最快的速度把他的建议稿满怀热望地交给了蒋介石，但最后的结果却是最高领袖把他调离了岗位。在这次机构改革的小小冲突中，翁文灏并未给蒋廷黻足够的支持，蒋说：“最后，连翁文灏都劝我不可操之过急”[6].揆诸情理，以蒋廷黻、翁文灏二人相似的知识结构，翁当然理解蒋的改革方案必会有利于衰朽的官僚机构提高效率，更何况蒋的“入幕”还缘于翁的荐举呢？可是翁文灏此时不能不更多地考虑现实的后果，一个看似很好的方案如果注定执行不了，那又有什么用呢？后来接替蒋廷黻改革中央政府工作的正是翁文灏，看来在蒋介石眼里，翁文灏是个较能为各类官僚接受的人。在国民政府这样前现代色彩浓厚的政府里，过于锋锐未必有益。翁文灏在官场中的圆通在玉门油矿的开发上再一次得到了证明，当时负责勘探的孙越崎等人经和时任经济部长的翁文灏研究上报了开发计划，约需开采资金五百万美元，这份计划在行政院的会议中遭到了反对，出席会议的翁文灏见会场上反对的意见一面倒，多说无益，因而一言不发，但在会后，他却对失望至极的孙越崎讲了一番很有意思的话，“会上解决不了的事情，就要靠会下去想办法，我同你去见孔祥熙（时任行政院长），向他说明这份计划是你做的，你多向他说几句好话，大约就可以成功了”。孙越崎依计行事果然得到了孔的批准。出了孔府以后，孙还在为低头去求当时口碑甚差的孔祥熙而耿耿于怀，翁却说：“我们是为公又不是为私。大事成功了，还有什么难受？”[7]可以说没有翁文灏的圆通就不会有后来玉门油矿的成功。翁文灏的从政之路极为顺畅，最高当权者对他的“宠眷”始终不衰，其故安在？除了他的才干，和向来超然于复杂的派系纷争与人际关系以外，他处世圆通、较有人缘也应该是一重要因素。从翁文灏的从政生涯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他的确是一个人情和世务都极为练达的能吏，另一方面也可窥见所谓“潜规则”在一个前现代政府里的无处不在。这对像翁文灏这样具备现代政治素养和行政能力的人，其实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哀？
说翁文灏是能吏，是指他擅长处理一个个具体而微的行政事务。他是以从事科学研究的那种精细来做行政工作的，可是行政毕竟与政治不是全同，一个精细入微者可以是一个好的行政人才，却未必能成为一个有眼光的政治家。且不说翁文灏在政治生涯中的选择问题，仅从翁文灏对蒋介石及其政府的体察上，他就明显缺乏睿见。对蒋介石，翁文灏一直执著于知遇之恩和救命之恩，“入幕”之后蒋对他也优渥有加（他六十岁生日那天，本人未声张，照常上班，而晚上蒋氏夫妇突然亲临翁府祝寿），他大概以为蒋是真正信任他的，似乎从未回头细想一下，在他的从政生涯中，究竟参与过多少党国机要？那个前现代政府里的各种最重要、最核心的决定，从来都是三五要人筹划于密室最后由最高当权者拍板定案的，即使翁文灏做到最高行政首脑的位置，又怎样呢？他要做的只是将别人已决定好的东西用一种冠冕堂皇的形式包装一下而已。究其实质，位居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高位的翁文灏和负责他办公室洒扫之责的人并无区别，都不过是这个政府需要的从事具体事务的公职人员。所以，那个同属“学者从政派”的著名经济学家何廉在失望之余说了句透彻的话：“翁文灏和我虽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但比起‘圈内集团’来，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的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够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8]
以翁文灏的性格，他即使对自己作为“政治装饰品”的角色有所体察，可能也不会在意的。许纪霖对此分析得甚好，“行政官吏所具备的只是工具理性，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行政效率的高下，只为管理是否合理化负责”[9].所以，像何廉犹能早早觉醒，而翁文灏尽管多次想从政治中抽身，却欲罢不能，反倒越陷越深，在众人皆知国民党政府势将倾覆之际，居然还会成全了别人的“拉郎配”，坐到了行政院长的火炉上。
四
翁文灏是事务之才，不论是在当年还是现在，似乎都无异辞。但一到决策——仅仅是在经济事务的决策上，他的思路和选择便让人们的感受复杂起来了。1935年，原国防设计委员会易名资源委员会，隶属军事委员会，1938年又改隶经济部，由经济部长翁文灏兼任主任委员，这时的翁文灏已成为战时“总绾后方经济”的重要角色。而翁文灏的经济理论是什么呢？资源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吴兆洪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得很清楚：“翁文灏笃信孙中山的‘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的理论，他多次告诫资源委员会工作人员不许自己搞民营企业，也不得参加民营企业股份。……翁文灏和钱昌照的国营企业理论，有三个‘基本原则’：1.中国经济建设，必须以工业化为中心。2.工业化必须以重工业建设为中心。3.重工业建设必须以国营事业为中心。”[10]……翁文灏等人这种过度依赖政府之力发展经济的思路后来受到了胡适的批评，1954年，接触了哈耶克思想的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的一次茶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发言中，借“一位朋友”的话说：“（翁文灏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11]胡适曾经推许翁文灏为“一国之瑰宝”，而此处的批评却似犁庭扫穴，颇为严厉，几近于思想清算。许多年后，当代学者谢泳又写了篇《胡适为什么要批评资源委员会》申胡适之说。面对这段公案，第一个问题是：翁氏后来的选择是否决定于他的经济思想？窃以为二者之间只有或然性关系的，因为有不少持计划经济思想的人并没有走翁氏后来的路这样的反例。第二个问题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对国弱民困外有强敌入侵的中国而言，整个工业和经济的建设究竟应否首先服从和服务于抗敌保国战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在亲眼目睹苏、德集权式经济模式巨大成就之后，翁文灏的选择就有了不得不然的合理性。如果资源委员会不按翁文灏的路子走会不会成效更大呢？这种假设并无实际意义，对前人也是不公平的，而有一点现在倒是清楚的，那就是在翁文灏等人的苦心经营下，资源委员会至少维持了经济的命脉，中国的工业没有因战争轰然倒下，做到这一点极不容易，哪怕是尽举国之力代价甚大。更何况立足中国的国情，翁文灏坚决反对公职人员参与私人资本运营也充满了道德的光辉。
五
1948年底，国共之争胜负已成定局。这年的12月，中共方面宣布了一个四十余人的战犯名单，这时的翁文灏虽不过是挂名的政务委员，但因其曾位居国民政府院长之高位，也赫然在焉。1949年，翁文灏先赴香港，后转法国，1951年2月28日，经多方周密筹划，翁文灏乘飞机离开法国，途经香港、澳门、广州，于3月7日抵达北京。
“战犯”的帽子没有吓退翁文灏海外归来的脚步，证明中共和翁文灏之间的距离至少不像“战犯”这个词汇所张扬的大。陈毅进入上海后在和吴兆洪谈话中提及翁文灏时曾说：“翁文灏是书生，不懂政治，即使他在国内，我们也不会为难他。”[12]陈毅“书生”一词经吴兆洪之口辗转传到了翁文灏耳中，正在海外飘零而且从心底里不愿做“白华”的翁文灏想必别有一番感触，可能也促使他下定了回归的决心。
陈毅所说的书生也许代表了不少中共要人对翁文灏的看法，可是翁氏的牌子毕竟太招人眼了，“行政院长”、“战犯”这些外在的东西终究不好静悄悄地消化，翁文灏要融入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土壤还需付出艰苦的心力。等着这位国民政府前行政院长的，首先是如何表态与过去决裂。这一过程堪称一波三折，早在他滞留海外仅有回国之想时，中共方面就表示其回来可以，但需在回国前写一悔罪书公开发表，翁挥笔写就，而文内居然还有“委员长蒋”、“行政院长宋”等字样，连居中沟通的人士都不敢拿出手了，所幸周恩来同意其可以先行回国，悔罪一事暂且抛在一边[13].但一俟翁文灏在京定居，怎样认识充满罪恶的过去并与之决裂仍然是个逃不过去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翁文灏最感难迈的坎是“必须划清界限，谴责蒋介石反动集团”，像翁文灏这种教育背景和天性淳厚之人，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何况还有知遇和救命之恩？要他自责容易，去骂别人却戛戛乎其难了。在他回国之初的一段日子里，怎样做好这篇悔罪的大文章是他最重要也是最让他头痛的工作。毛泽东的著作学习领会了不少，文章几易其稿，自觉升华了再升华，又到处征求友好意见，却总觉“自己未参与勾美反共机密，叙述并无新鲜事实，难符所望”。他没想到一篇文章竟如此难作，大出意外，“实感悲苦”[14].大概也只有翁文灏似的呆子才会为这种文章悲苦了，中国历史上本来多的是做这样一类文章的高手，作文要诀其实也简单得很，“今是昨非”四字足矣尽矣，有何难哉？悔罪书完稿后，翁文灏写了两首七律，首句曰：“平生自问尚无羞”，像是自我宽解，但结末还是充满了犹疑，吟道：“生气欣看时势变，新朝可许一浮鸥？”[15]在悔罪书上达等待官方结论的幽居岁月里，他曾用“栖息京师抚寸躬，自惭余孽得优容”的诗句概其遭境，“余孽”二字下得极重。
1952年，经过一番波折，在连续发表了两篇抗议美帝侵略台湾的文章后，翁文灏被选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到各地参观视察成为政协委员的主要工作和生活内容。忙日子当闲时过，这期间翁文灏瞻顾平生，写下了不少旧体诗，这当是揣摩其晚年心境的最佳材料。“文革”中他在周恩来的保护下未受大的冲击，但其长子，石油专家翁心源却于1970年在潜江“五七”干校不明不白地落水而死。长子之死对暮年翁文灏打击极大，他一连作了以“悲怀”为题的诗十余首，其中如“我今八一犹偷活，哀动全家哭汝灵”一字一泪，另如“深知余日无多少，勉以残龄答盛时”等句犹堪咀嚼，也是谶语，就在次年元月，这个饱经风霜和炎凉的老人走完了他的一生。新华社发布的新闻稿中除报道了民革中央为翁文灏举行的告别仪式外，主要转载了他的遗嘱，遗嘱中追述了他一生的曲折经历，再次感谢毛主席、共产党对他的宽大待遇，对“新中国日益强盛”表示“万分兴奋”，特别“念念不忘神圣领土台湾”还未统一[16].
注释：
〔1〕《中华民国史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0页。
〔2〕潘云编：《翁文灏选集》，黄波清选，冶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358页。
〔3〕翁文灏：《回顾往事》，载文史资料出版社《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辑，第1页。
〔4〕〔5〕〔14〕〔16〕李学通：《翁文灏》，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202、289、317页。
〔6〕《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88页。
〔7〕宋红岗：《孙越崎》，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页。
〔8〕《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页。
〔9〕许纪霖：《寻求意义》，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0页。
〔10〕〔12〕〔13〕《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138、141页。
〔11〕《胡适之年谱长编》，转引自谢泳著《没有安排好的道路》，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
〔15〕《翁文灏诗集》，团结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