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国：“共生主义”第一试验场

昨晚忽然想，共生是对自由民主的扩充与护航，“共生主义”的第一试验场在哪里？许久找到答案：在家庭。

记得四十年前当“知青”，大多数农民对本村的“地富反坏右”也亲热地称呼为“某某哥”，并不视为异己。我等“知青”惊异于这种与书上报上不同的“敌我不分”。农民们常常告诫，“同船过渡，五百年所修。”都在一个村里生活，缘分呀！何必水火不容，你死我活？！原来农民们心里并不认可阶级斗争。

中国农民能最大限度地忍受各种困境，也许与这种“同船过渡”的朦胧“共生道德”不无关系。“工作组”那样残酷，“老支书”如此无情，农民们也还是忍让了。偶然“同船过渡”一次，尚且认为是一种该珍视的缘分，那么一个家庭中的成员，可称“同屋生活，千年所修”， “同床共枕，万年所修”，不论是什么原因走到一起，又有什么理由坚决排斥而对立？

“同船过渡，五百年所修”，也许是一种没有科学依据的封建迷信，但正是这一“封建迷信”，让许多人暗暗抵制了“阶级斗争”的暴力专制，大大减轻了“阶级斗争”革命理论对人性的破坏。这似乎从一个侧面论证了我的共生观：任何思想都有存在的必要，哪怕是“封建迷信”，只要调节在一个度内，也会有益于人类。过去有许多人行善积德，拒恶改邪，往往与担心“下地狱”的佛教思想有关，但现在许多杀人犯，已不担心死后会因恶受苦。如若保持这种“迷信”的威慑，让人有犯法可能使来生也不得安宁的担心，显然会比法治还更有利于降低犯罪率。法治毕竟只能限制今生此岸。然而，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社会的思想共生度大不如前，终于让一些“封建迷信”和宗教思想一落千丈，几乎灭绝。中国人已生存在一个既无宗教理想，也无迷信神鬼的信仰真空之中。

2、

值此鲁迅诞辰120周年之际，不免想到鲁迅的婚姻。曾经对鲁迅将朱安“不弃不同”的处置颇有微辞，现在想来，这或许体现了鲁迅一种潜在的“家庭共生观”——虽然不喜欢朱安，但也并不一定要彻底排斥她，可以在同居许广平于上海时，仍然保留朱安的鲁大夫人身份于北京。鲁迅如此人杰，却因母命而被迫承担一个弱者朱安的生存负担，表面看来是封建孝道和鲁迅母亲的糊涂所致，但深层次一想，莫非正是一种宇宙之道——大自然的共生原则也会以无形之手强迫人类有所效法，有意让强者与弱者结合共生？强强联合固然好，却并不符合宇宙的共生大道。若地球上只是强强组合，该会减少多少物种啊。有人曾说鲁迅处理朱安夫人的方式是让其守活寡，有点残酷，但试想，鲁迅若正式与朱安离婚，以朱安那样的缺少女人味，不仅绝难另组幸福家庭，很可能会成为“路有冻死骨”。鲁迅对朱安的“不弃不同”，既遵循了现代感情规则，又遵守了宇宙的共生大道，是一种“不是最好，也非最坏”，虽有遗憾，但也只能如此的上策。由此揣度，中国古代的纳妾制度，固然有碍于男女平等，但其中也不乏一些共生智慧，若是借鉴其精华改造用于现代社会，也许可补于现代离婚自由的负面悲剧？当然，理性的离婚和友好的离婚也是一种低级共生关系，只有那种恶意和残酷的离婚才是彻底违反共生道德的。人类的性爱共生制度和家庭共生规则，一如社会制度，仍然处于继续探索之中，永无止境。

说到鲁迅不能不想到胡适。胡夫人江冬秀亦乃文盲村姑，而胡适却终于排除众多才女之追求，终生与乡下文盲女白头偕老，虽有过短暂的婚外恋，基本上是“从一而终”——这种胡适式的“家庭共生态”，有人纯粹归功于胡适的“追新学不弃旧礼教”的高尚道德，认为其中可见胡适道德高于鲁迅。在我看来实情却并非如此。以现存的照片和文史资料来看，江冬秀虽无文化，但却生得丰腴性感，女人味实足，且做得一手地道徽菜，可满足胡适增进身体健康的物质需求；而朱安呢，全然一幅瘦骨阴冷男人模样，谁见谁烦，又不曾听说有什么特长，不但不能在精神在帮助鲁迅，就是物质生活上也无补于些微。两相比较，胡夫人江冬秀与男人的共生基础显然高于鲁大夫人朱安。

可见，鲁迅胡适对低文化夫人的不同处理方式，是依据不同的共生对象采取的因人制宜的共生方式，无所谓道德高下之分。

鲁迅胡适对“村姑夫人”的不同处理方式，更让人明白，一个人应该首先从家庭开始修炼“共生主义”。许多伟人传记都说明，“仆人眼里无伟人”。家庭是一个人最坦率最真情最肆无忌惮的表演舞台。现在都说人人向往自由民主共生，其实不然，每个人都有两种需求，人在追求自由之外，还有一种天性是喜欢专制霸道。共生与专制，是人性的两面；面对强者，人多流露出向往自由民主共生的美妙人性，而一旦自己成为了强者，则不免对弱者“一阔脸就变”，兽性大发。而男人们在家庭多是强者，所以许多在公共空间表现得非常令人尊敬的自由思想者，一回到家庭，却常常有压制或虐待妻子的阴暗人格，甚至兽性大发对妻子实行“男人专政”或“名人专政”。

明此，便可懂得，何以卢梭那样的民主伟人，对待情人孩子却是毫不留情；何以建国初期许多南下干部一面解放穷人，一面残酷地逼自己的糟糠之妻离婚；何以有“自由女神”杰作的郭沫若会残忍地与让他产生“自由女神”灵感的安娜夫人离婚；何以许多博士虽然深明自由平等大义，却依然会如农夫一样对妻子施行家庭暴力。

综观形形色色的家庭悲剧，学历的高低，文化的高下，宗教的差别、金钱的多少，权力的大小，都不是主要影响力，关键只在于人类与生俱来的两面人性。

3、

如若当年毛泽东不是那么无情地喜新厌旧，将前妻贺子珍远放苏联，而是设身处地与性情直率的贺子珍共生于家，那么，毛泽东后来在发动一系列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时，就可能多一点宽容，少一点专制。毛泽东的专制作风之形成与发展，其第一训练基地是家庭——少年时是爱打孩子的父亲无形之中将暴力性格传染给毛润之，而成年后，则是在与妻子的不平等交往中，进一步发展了内心的暴君虎性。

古人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非只是儒家伦理，其中也有着共生哲学的萌芽。人类的一切进步，首先要从家庭或两性关系开始。今日我们考察一个人，往往多看其公共事务中的表现，其实这是一个大谬误：选贤任能，当首先从考核其家庭表现，甚至要首先从其隐私事件中观察——这也就是西方人认为的“公共人物无隐私”！你既要当我们的领袖、总统，对不起，我们得掀开你的隐私，非如此不能彻底看清你的真相。在西方先进国家，家庭关系处理不好的人难以在选举中胜出。这说明，家庭是观察一个人是否有公正处理公共关系的重要试管。

你是否真正有民主自由共生的品德，必然在家务事中尽情表现出来，必然在家庭这个共生主义第一试验场中原形毕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