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宪法规定了“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只是这些权利的名称，在虚拟的网络上都会屏蔽，且别说付诸于鲜活的实践。大凡特色国度，结局总是这样：执政者可以“运动群众”，特别是涉及出钱出力时，惯用的招式老是“全民参与”；但“群众运动”从来是动不得土的禁区。
本来，国际奥委会从来没有要求奥运火炬“全球传递”，然而热衷于创新的中国政府，偏要不惜巨资，迎难而上，屡阻屡传，因此引发了华人大游行，从巴黎到伦敦，从美国到澳大利亚，据说人数常常高达成千上万。这就让中国左愤们大惑不解：它们在国内游行“反日”都被抓得鸡飞狗跳，那中国人在国外咋敢一再游行示威呢？甚至胆敢在一个国家的首都举行？
仅就游行而言，反对的游行也好，支持的游行也好，只要不发生流血的“武斗”，就一定不是件坏事，它至少说明这个社会的民众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换成中国术语就是“人民群众和党心连心”。因此文明国家的政府从来不禁止民众集会、游行或其它形式的抗议活动。美国第36任总统约翰逊甚至这样形容那些到白宫示威的游行民众：“他们往往是公正、自由、团结及联邦的信徒”。
政府，不管是亲民政府还是害民政府，当它执政为民时，居然没有任何群体用游行的方式表达和宣泄他们的态度与情感，甚至连支持的游行也没有时，才是一种悲哀！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国家，执政的基础都是民意。对执政者的工作，既没有反对也没有支持的声音，执政者凭什么知道自己“政治正确”？难道通过代表们的“自说自话”，或是科学院纸上作业出来的 “生活满意度”，就能为亿万子民勾划出他们的“宏伟蓝图”？
一个社会，当民众稳定得“沉默”的时候，决不是什么“盛世”，正好相反，这只能说明这个社会的民众都已成为非常冷漠的个体。这样的社会实质上已是一盘散沙，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四散而开——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就是这方面的注脚。当代社会主义新大哥如果不从这其中吸收点什么营养，说不定哪天，我们这个好不容易营销出来的“唐宋以来最高盛世”，同样会沦落为别人的“后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