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由来已久。先前，俄国民粹派曾显赫一时，且与马克思学说有相近之处。马克思曾考虑过俄国等东方亚细亚社会的特殊性，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尚未展开之际，以亚细亚社会的特殊性而开闢出某种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俄国民粹派反对沙皇专制，但他们反对资本主义与马克思学派不同，不是基於社会经济趋势，而是寄希望於东方社会的特殊性，企图「到人民中去」发现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力量。马克思学说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曾与民粹派展开过论战。
社会主义与民粹主义相得益彰
不过，「社会主义」实践在落后国家发展起来，却与民粹主义相得益彰，其典型特徵就是迷信「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马克思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之际，资本主义还处在上昇之中，因而，他和恩格斯否定了「不断革命」，认为新社会须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孕育成熟。相应地，考茨基曾认为，工人中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只能通过知识分子灌输给工人。列宁、斯大林也都在其着作里论述过这种观念。然而，「不断革命」死灰复燃，鼓吹「人民群众的自发的社会主义意识」也就愈益成为时尚，成为新的民粹主义观念的一大精神支柱。
有意思的是，「社会主义」实践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地遭到失败，而这种实践尽管实际上以具有浓厚民粹主义色彩的「农业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表面上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结果，全球化的进程表明资本主义正在进入其后期发展，马克思学说预期的「新条件」逐渐地变得更为清晰。但是它在东方社会，看上去被实践证明是失败了，似乎是已经过时了，而民粹主义却毫发未损，它借助於资本主义发展之际自然成长的民族主义，反而更具魅力。
推动民族主义走向极端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承认资本主义发展必然性的「新民主主义」在一九五○年代中后期被中断之后，再次试图回到「新民主主义」的一种尝试。不过，在「社会主义」观念的沉重压力下，它艰难地走到确认市场经济为发展方向这一步，却回避市场经济自发地趋向於资本主义的普遍规律。这样，权力控制与垄断扭曲了市场经济，社会基本矛盾在实际进程中尖锐化，社会不公迅速地普遍化且表面化，而社会舆论批评的矛头，是对着市场化，民粹主义则在新的现实中再次得势。
改革开放的市场化趋向，不仅表现为默许资本主义的自发发展，尤其表现为对外国资本的开放。面对这种状？，民粹主义迅速蔓延开来。它一手挥舞「社会主义」大旗，严词批判市场经济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反对国有资产流失，反对社会不公、两极分化，一手推动民族主义走向极端，敌视外国资本，痛斥「卖国」与「分裂」，博取民众的支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矛盾以新的形式展开，国有体制的支配性更具複杂性，人们对改革的反思实际上已经触及到官权与民权的尖锐对立，而民粹主义弥漫，却使得人们的视线模糊起来。
传统民粹主义失去批判锋芒
近来的西藏事件和东航事件，表面看来风马牛不相及，但它们却实际显现出一个鲜明的共性：言论及示威、罢工的权利在现实中遭到沉重的压制，迫使人们铤而走险.「罢工」的飞行员侵害了乘客的权利与利益，藏人在示威中失控而使用暴力，自然受到舆论谴责，然而，为权力开脱的议论立即就出现了──「站在要求自治或独立的部分藏人立场上，自然认同骚乱，反对政府的？制性介入；站在维护统一的中国人立场上，自然反对骚乱，支持政府？力介入。这些都是人之常情，不难理解」。这样的议论者，可以振振有词地谈论「特殊利益集团以权力为重心」，一旦面对具体事变，就轻飘飘地将藏人的自治要求与骚乱，进而与恐怖主义？行联系起来，无视汉藏各族民众之公民权利普遍遭受压制的日常现实，更无视「自治区」地方党政「特殊利益集团」秉承权力意志践踏藏人权利的日常现实，乃当今民粹主义一大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民粹主义以俄国为重镇，而针对着东方专制社会，它与无政府主义关系十分密切，眼前的民粹主义新变种，则基於国家权力成为「社会主义」靠山的现实，却表现出屈从於权力淫威的倾向。在改革开放中暴露的社会矛盾问题上，它求助於政府集权与干预，仿效权力而板起一张敌视所谓「西方民主」的面孔。在西藏等民族问题，以及台湾问题方面，它也同样跟在权力后面亦步亦趋，无批判地接受中共政权对「达赖集团」或「中华民国」的打压。看来，「社会主义」的存在，已经在改变着民粹主义的观念，使其蜕化，失去了传统民粹主义的批判锋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