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举办过奥运的国家，没有一个像中国一样，给世界带来这样多的麻烦。四月七日，能看到凤凰卫视的电视观众，都看到巴黎传递圣火的激烈场面，到处是雪山狮子旗和五环手铐的抗议标志，巴黎的防暴警察全力防卫抗议的人群，将抱着灭火器冲向圣火的抗议者按倒在地。从北京来的一百多名穿蓝白相间运动装的护火卫士，个个变成武林高手，打了一场又一场，打了一街又一街，圣火不得不几度熄灭，中国卫士和圣火几度跳上大巴，机械化传递……再调到CCTV一台，圣火正在中国卫士、法国防暴警察层层护卫下，「胜利」通过凯旋门.直到八日凌晨一点夜深人静，CCTV四台才赶制出藏独破坏巴黎圣火传递的节目，配以画面，进行声讨。这真是奥运新闻正确导向的代表作。
判胡佳：强硬回击国际压力
现在新闻自由和人权已并列成为中国政府的大难题.
二○○七年一月一日，由温家宝总理签署的第四七七号国务院令──《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採访规定》开始施行（《规定》不包括西藏，外国记者採访仍需要批准）。路透社当天採访了中国第一政治犯鲍彤。随后，无国界记者组织访问北京，与中国的一些官员见面，都曾被看做中国政府兑现奥运承诺，改善人权和新闻自由的开端。但是，仅在二○○七年，外国记者在中国採访不断遭遇阻挠，被抓、被打高达八十余起。中国记者和传媒人以言治罪的案例也不断发生。今年三月十日拉萨事件发生之后，获准在西藏採访的外国记者，包括香港记者都被驱逐乾净，又变成中国政府公开违背《规定》的大转折。
四月三日，北京着名维权人士胡佳，他也是一个着名的公民记者，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一年。这是奥运之前中共以言治罪最恶劣的案例。也可以看做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要求它履行奥运承诺，做出的立场？硬的回击。
中国记者因奥运而入狱并不是自二○○八奥运开始的。我就是因为一九九三年北京争夺二○○○年奥运举办权没有成功而入狱的中国记者，和胡佳比较，我判刑比他重，我经历的司法程序更欠公正，对我是违反中国法律的秘密宣判，不但我的家人，连辩护律师都不准旁听。但是，以「六四」之后一九九三年的新闻状况和二○○八奥运年比较，我认为现在更糟糕。
新闻自由是中国的历史问题，也是奥运的现实问题
人权和新闻自由的恶劣状况，是中共建国近六十年逐渐积累起来的，也是「六四」之后越来越严重的。邓小平只搞经济市场化、全球化，政治一步不改，採用暴力高压来保持社会稳定，造成贫富悬殊；社会断裂；环境恶化；官员腐败；教育、医疗、住房、土地问题、金融风险、通货膨胀、都由底层人民承担。尖锐的社会矛盾，都以触目惊心的人权问题表现出来。而现在要建设的所谓和谐社会，就是不让人民瞭解和纠缠历史和现实的积重如山的债权债务。无论属於共产党的责任，还是各级政府的责任，都无人承担。唯一採用的还是传统的办法，就是严厉控制新闻自由，不让人民瞭解真相。
中国的记者和新闻工作者，六十年来是在没有《新闻法》的保障下工作的。八十年代中国人大曾经酝酿起草一部《新闻法》，那时还不敢公开提出保护记者的权利，便已经发生了严重的争论。主持起草的人大教科文卫副主任胡绩伟主张起草一部全国人民，包括共产党、北京政府都要遵守的新闻法律。但是主管意识形态的左派势力的代表胡乔木却要制定一个法律来管记者，管新闻工作者。胡绩伟反驳说：「还要管哪些管新闻的人，管官，和管主管新闻的机构。」胡赵十年《新闻法》的起草，三易其稿，都被左派势力通过各种方法压制下去。「六四」之后完全放弃。因此现在各级政府可以用各种法律手段惩罚报道真相、讲真话的新闻工作者。新闻自由也就和人权并列，成为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奥运来临，中国遭受压迫的人期望藉此良机寻求社会公正，世界希望中国政府改善人权和新闻状？，实践奥运承诺，但是中国政府把来自内外的压力一律看做是把「奥运政治化」，是破坏奥运.依旧用压制新闻自由的方法抵制批评，就使得奥运和新闻自由的矛盾更突出，中国新闻自由的状？更糟糕。
党和政府是管理传媒的硬力量
中国报业依附高增长的经济，二○○五年仅报业种类已佔全球日报总量的七分之一，如此庞大的报业产业，仍旧由中宣部管理。中国目前是少数存在书报审查制度的国家，有着数目惊人的审读员.配合重大事件一律採用新华社电讯，媒体不得有自选动作，突发事件媒体不得异地监督等等清规戒律，就形成了中宣部控制全国新闻出版的天罗地网.最近听说，管理网络，除了金盾工程，还招募了拿津贴的网民，任务就是跟帖。
二○○七年三月，刚上市一天的《财经》杂志，封面刊登对法学家江平的访谈标题，因为江平提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下文件要求确保《物权法》在「两会」获得通过，引起高层震怒，中共中央宣传部奉命追缴，已经发到全国的杂志全部收回，重换封面，损失概由杂志社负担。
今年一月十九日下午，《南方周末》在北京举行「致敬二○○七」年度盛典，期刊图书类特等奖获得者是《炎黄春秋》杂志，会场的电子天幕，已经打出巨大字幕，正当该刊八十五岁的社长杜导正和总编辑吴思正在台下谦让谁上台领奖之时，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一个副部长给会场来了一个电话，质问：「谁让你们给《炎黄春秋》颁奖？」《南方周末》负责人回答：「已经打出天幕了。」这位副部长蛮横无理地命令；「打出了也得撤销！」这立刻成为颁奖大会的新闻。因为杜导正是前国家出版署署长，会后敢於向中宣部兴师问罪，但是中宣部否认打过这个电话。杜导正称之为「神秘的电话」。「神秘的电话」代表现在中国管理新闻出版机构的运作方式极度的不公开性，一部一署封杀书报从来不下文件，经常是电话或口头通知，每星期对中央各大媒体负责人的吹风会，也不允许记录，只能口头传达.
不仅中宣部，任何职能部门和政府机构，都可以干预媒体.二○○七年七月三十日、三十一日，湖南《潇湘晨报》和湖南经济电视台记者相继报道「八月豆腐香乾拟涨价，豆制品企业亏损」的消息，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认为是「不实报道」，要立案查处，并委託新华社八月五日发了一个通稿予以驳斥。称湖南「涨价新闻」已被国家发改委认为是「一起严重的失实报道」，而此时豆腐香乾已经涨价.以权威媒体的假新闻打压真新闻已成为中国特色。而讲真话的记者都遭遇迫害，《潇湘晨报》记者萧世峰最后遭报社解聘。不久前北京电视台聘用记者訾北佳报道「纸馅包子」被北京市法院判刑一年，引起了巨大反响，也和国内普遍封杀真新闻有关.以产生打黑记者而闻名的《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庞皎明採写了系列调查，揭露湖南广州武广高速铁路「用假煤粉灰施工」遭遇死亡威胁.因为铁道部认为该报道是虚假新闻，中宣部不但不保护记者，还以「出现假新闻要追究新闻单位领导责任」的规定给报社领导施压，《中国经济时报》顶不住压力，最后还是解聘了这位打黑记者庞皎明。
今年一月，属於中共中央政法委的机关报《法制日报》属下的《法人》杂志女记者朱文娜，报道了辽宁一位女商人编写短信讽刺县委书记遭羁押的消息，被讽刺的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竟派县公安到《法制日报》抓捕宋文娜，堂堂《法制日报》领导竟然让宋不要上班躲起来。很快成为一宗轰动世界的丑闻。
市场软手段加深传媒自身腐败
用经济手段管理传媒，成为「六四」之后不同於传统的限制新闻自由的有效方法。中共数量庞大的报刊，只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求是》杂志由国家财政全部拨款，其余的全部推向市场，能？依靠发行存活的十分有限，於是就像数目惊人的狼群去争夺广告。大国有企业、广告商就成为中共控制媒体的软力量。没有一个企业愿意把钱投给一家不受当局青睐、或者有遭受整肃危险的报刊。这种软力量比较中宣部的硬力量，同样能？形成中国传媒严格的自律。一个记者报道有关奥运的消息，他绝不敢写政府不高兴的事，若惹上麻烦，报纸就没有广告，他或者被开除，或者要降薪。作为编辑，他必须具有比记者更严格的自律精神来编辑记者的稿件。报纸的总编辑实际上都是中宣部的看门人，最主要的责任是严格看管好和监督好手下的记者、编辑，不要给政府惹麻烦。奥运报道，传媒自律会成为金律，软手段起更大的作用。
中国传媒目前处於没有新闻自由，又走专业化、市场化的状态，国家这种两重管理，严重造成传媒自身的腐败。我是写特稿出身的新闻记者，现在很多报刊都有「特稿部」。朋友们告诉我：「如今的特稿部，和你那时可不一样。」不一样之处在於特稿记者的文章不是供给报纸发表，增加报刊的深度和权威性的，而是用来拉广告或开闢财源的。报刊的记者明查暗访，掌握企业违法事实，写成特稿，拿去和企业谈判，有的可以拉来大笔广告费.报刊对自己的人员也很优厚，个人可拿百分之四十的提成。大报名刊可以和大企业，证？公司打交道。小报小刊、各地的记者站，就只能和黑煤？、黑砖？打交道。《中国贸易报》一位名为山西记者站专题中心主任、实为聘用人员的兰成长被一家无证煤矿僱佣的打手打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中国经济时报》刊登了记者对兰案所作的详细调查。该报也认为兰是个假记者。不是因为他没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签发的盖有国徽公章的新闻记者证，而是因为兰成长被记者站聘用三年，没有写过一篇报道，他个人也没有任何文字作品。据悉，山西的小煤？，一旦发生矿难，闻讯而来的记者一天就高达一百多人，他们排着队领取煤矿发给每人的一百元。矿方称为「封口费」。同一家报社有时同来六、七名记者。
最近，我去北京医院看望了住院治疗的胡绩伟先生，他已经九十二岁高龄.他是共产党最有名的老报人，他呼籲：「不能期望共产党和北京政府，在奥运前解决所有的人权和新闻自由的问题.但是中国政府应该释放所有因言获罪，关在监狱里的记者和网络人士。」我想，如果对胡先生的呼籲也不理不睬，奥运只能给中国带来越来越多的麻烦，中国新闻状况会必更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