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杰:“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一、“爱国者”应当抵制所有西方的“舶来品”

近日来,因为奥运圣火在欧美诸国传递时收到骚扰,国内外的爱国者们奋起捍卫祖国的尊严,五四运动以来“抵制洋货”的优秀传统重新被激活。第一个遭到抵制的对象便是法国的连锁超市家乐福,还有网民起草了抵制沃尔玛、麦当劳、肯德鸡、星巴克等西洋企业的倡仪书,一时应者云集,中国人堪称全球最爱国的国民。

西方世界企图利用奥运圣火传递之机羞辱中国,这是近代以来他们惯用的伎俩。然而,今日之中国已经“雄起”,已非昔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满清王朝。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十三亿人所拥有的消费能力不可等闲视之。如果十三亿人都齐心协力抵制某西方品牌,该品牌大概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既然西方人不给我们面子,我们就不给他们利益,看谁的损失更大?那么,如何开始庞大的抵制计划呢?仅仅抵制以上几家超市、快餐、咖啡是远远不够的,对西方而言,只能伤其体肤,而不能动其筋骨,而不能痛其心肺。电影《投名状》中的土匪头子被招安之前说:“当匪,就要当大的。”那么,中国对西方“舶来品”的抵制,也要挑最大的来抵制,所谓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那么,什么是“大”的呢?

首先,我们要抵制互联网。因为互联网是美帝国主义发明的“奇技淫巧”,其目的是腐蚀我大中华之人心。故而,要爱国便戒网,要“爱国”便不能继续当“网民”,“网民”的身份与爱国的诚心不可兼容,“网民”本身就是卖国的表现。

其次,我们要抵制飞机、高速火车和所有标注有西方品牌的汽车。中国的大飞机计划呼之欲出,据说二十年之后便能生产出与波音、空客相媲美的大飞机。那么,在此之前,只要是爱国者,就应当宣布拒绝乘坐西方生产的飞机。中国生产的大飞机,需要一个实验的过程,按照爱国经济学家杨帆的建议,爱国者们应当义无反顾地去当实验品,如果飞机掉下来,还能够被宣布为烈士,何乐而不为呢?中国别的资源不多,偏偏人多,每次死几百人,对我们来说算不了什么。只要我们一不怕死、二不怕苦,总有一天中国的飞机会超过波音、空客!火车,汽车亦如是也。

再次,我们要像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样,组织红卫兵,上街当纠察。一旦发现有人穿戴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名牌时装,立即从其身上剥下,用剪刀当场予以绞毁。虽然有钱消费这些奢侈商品的,大都是党国官员及亦商亦官者,但他们也不能逃避爱国之义务,也要接受爱国主义的再教育。

最后,我们还要抵制奥运会。什么?抵制奥运会,那不是台独、藏独、疆独、民运、法轮功等卖国贼才干的事情吗?爱国者不是应当以北京举办奥运会为荣吗?不是应当用生命来保卫圣火吗?错了,奥运会本身就是西方的“舶来品”,就是小小岛国希腊人发明的洋玩意。中国人有更好玩的游戏,何必步其后尘,接受其制定之规则?所以,中国应当主动宣布取消奥运会,并惩办当年那些给党国出主意申办奥运会的汉奸们。如此,中国人方能扬眉吐气,让西方帝国主义不战而退。

广大的爱国者们,有这样的气魄和眼界吗?

二、为什么“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在山西黑窑奴隶童工事件激起的震惊和愤怒中,我忽然听到盲人音乐家周云蓬吟唱的《中国孩子》,心灵被一种巨大的悲怆所击中。像要窒息一般,半天喘不过气来。

歌词是这样写的,歌可以在网络上用谷歌搜索来听听: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
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这首歌中讲述的都是一些真实的事件: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八日,克拉玛依一座礼堂发生大火,主持人让领导先走,造成二百八十八名学生活活烧死的惨剧,事后新疆的封疆大吏依然稳坐宝座;二零零五年六月十日,东北沙兰镇爆发洪水,由于领导的渎职,活活淹死学生八十八人,此后无人为之负责;二零零三年六月十日,成都三岁小女孩李思怡被母亲关在家中,母亲是吸毒女,外出觅食,被警察羁留,李思怡的母亲告知警察,家中有无人照料的三岁小女,请求警察帮助,警察不理,小女孩在家中被活活饿死。而河南农民为摆脱贫困被迫卖血,造成艾滋病泛滥,殃及孩童,有的家庭全家死绝;山西矿难频频发生,矿工死伤惨重,矿主封锁消息,抛尸远方……这就更是众所周知的中国人生活的“常态”了。

山西洪洞县的童奴事件,绝对不是一个空前绝后的“顶峰”。我相信,还有更可怕的惨剧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着。这样的国度,有什么资格宣称“和谐社会”与“大国崛起”呢?我们整日过着麻木不仁的生活,早已忘记了自己其实生活在奴隶社会。只有这些孩子脆弱无助的生命,才唤醒我们,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生活的其实不是人间!

古人说,天地不仁,杀人如草不闻声。其实,孩子们的悲剧与天地何干?戕害他们的力量,不仅是父母的怯懦,不仅是领导的无耻,不仅是老板的贪婪,乃是一种制度性的罪恶,乃是一个黑帮化的政府的集体犯罪。

孩子们还来不及哭泣就离开了。我们的孩子就在其中。为人父母者,谁能无动于衷呢?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这不是一句“政治不正确的”、不爱国的偏激之语。差不多同时,胡锦涛访问回归十年的香港特区。香港的一群孩子,花团锦簇地围绕在党国元首的周围,与那些黑窑里的同龄人仿佛生活在两个世界里。这也许就是“一国两制”的区别吧。

然而,我又发现,这些香港的孩子,也像内地的孩一样,在媒体面前,学会了自如装出成人的笑容,脱口而出说出忠党爱国的套话。那一刻,我真不知道,我们究竟是该先拯救孩子,还是先拯救我们自己。

三、奴才的尊严与奉旨爱国

在近日的“爱国大潮”中,某些港人也不甘落后。一个不仅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大部分香港人也闻所未闻的政党——“港人民权民生党”也粉墨登场了。该党的主席萧思江向香港区域法院提出民事诉讼,控告CNN主持人发表“侮辱中国的言论”,要求其道歉及承诺不再犯。他还将向法院提出申请,将传票送到美国。萧主席的赤胆忠心天地可鉴,然而我立即就在报道最后一行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尾巴:萧主席也强调,已经致函中国外交部知会中国政府,假如北京方面认为有关诉讼不宜,他会暂时搁置案件。

狗尾续貂,真相洞见:原来被美国佬“侮辱”的,乃是奴才的尊严。对于奴才来说,爱国必须首先奉旨,如果没有北大人的旨意,便是爱国爱到骨髓里,也不能私自表达。奴才的尊严取决于主人的好恶:如果北大人认为“民气可用”,那么拳民便有机会披挂上阵了;如果北大人认为洋人是不能得罪的,那么奴才们便只能忍辱负重了。因此,所谓捍卫尊严,不过是一个向北大人效忠的信号罢了。

CNN主持人卡佛所评论的对象,是那些原本为秘密警察的“护火队员”。说这些人是暴徒和流氓,我并不觉得是“辱华”之言,而是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了中共的本质。这些当代盖世太保,虽然穿上了鲜艳的蓝衣,仍然无法掩饰其暴虐的本相。他们按照国内的习惯,一见到不同意见者,便用拳头来解决之,文明的西方能不感到震惊吗?中共的军警宪特,耗费的是全国纳税人的血汗钱,干的却是助纣为虐的暴行,从十九年前在天安门广场的滥杀无辜,到今日西藏的武力镇压,不是暴徒和流氓又是什么呢?看到卡佛的评论,我的尊严并没有受到损害,我还无比赞赏他说出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勇气。

说出中共就是那个光屁股的皇帝的事实,不是辱华,而是为中国人伸冤。“华”与“共”不能划上等号,正如慈禧太后和义和团不能“代表”中国,崇尚“阴谋论”的胡锦涛和爱国爱到脑瘫的愤青也不能代表中国。更何况,在中国大陆,可以看到CNN的地方,惟有四星级以上的高级酒店,老百姓根本没有“知情权”。与其敦促美国佬道歉,不如首先争取能够自由地收看CNN的权利。

别人骂中共,生气的该是中共党员才是。别人骂中共,你萧主席又不是中共党员,皇帝不急,太监急什么呢?还是鲁迅说得好,富豪家的哈巴狗比主人还凶。既然你是“民权民生”党,占了“三民主义”的三分之二,就当为港人的普选、低收入阶层在物价猛涨之下的疾苦而鼓与呼。然而,萧主席在这些领域保持沉默,偏偏对洋人的一句话而火冒三丈。看来,萧主席很懂得察言观色,以其谄媚之术,日后将“港人民权民生党”拓展为香港的“第二民建联”,甚至全国性的“第九个民主党派”,亦非痴心妄想。

四、剥开香港“爱国贼”的画皮

近期在香港最热闹的电影,不是李安的《色戒》,而是声讨“汉奸”李柱铭的大戏。《色戒》中真正的汪伪汉奸、梁朝伟扮演的易先生的床上戏,大家看得津津有味;而李柱铭不过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希望奥运会促进大陆的人权状况的文章,便成为比易先生还要为人不齿的大汉奸。如今的香港社会,真个是:遍地“爱国贼”,满街北方姑,如此可以一雪百年殖民地的耻辱了。

香港的“爱国贼”大致有三种人。一种是政客,在香港当官不是靠民众的选举,而得看北大人的脸色,因此“爱国秀”便成为讨好北大人的惯用伎俩。一种是富商,他们大笔的投资都在祖国内地,成千上万的奴隶劳工都得由共产党的军警宪特帮助管制,自然要感恩图报,谁敢与共产党过不去,便跳出来咬谁。一种是愤青,其智商和情商都有严重缺陷,既没有仔细看过李柱铭的原文,也不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更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爱国乃是爱土地与同胞,而非政权、政党、党魁及其情妇。

有人指责李柱铭竟然公开挑战胡锦涛,简直就是吴三桂、汪精卫。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胡锦涛一个人便能“代表”中国吗?昔日自称“朕即国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转瞬之间便被革命党送上了断头台,谁能说革命党不爱国呢?我们是中国公民,不是中共的臣民和奴隶。我们有权批评包括胡锦涛在内的所有领导人,我们的批评恰恰说明我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对于那些政客和富商,我无话可说。在昔日港英治下,他们可从来不敢标榜“我有一颗中国心”,他们可是天天都梦见威严的女皇。如今,他们才是“忽然爱国”的典型。而对于那些知识不足、思维混乱的愤青,我觉得还有几分挽救的余地,可以免费给他们上几堂历史课。不知历史,何以爱国?

最近,《大地杂志》和《凤凰周刊》先后报道了一段被长期隐蔽的历史:日本投降之后,共产党在东北招兵买马,收纳三万日军。共产党利用这些手上还沾着中国人民鲜血的日军官兵,在内战中继续杀戮国军和百姓。中共最早的空军部队便是由这群日军训练出来的,中共第一任空军司令王海便日本名师的高徒。所以,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才恬不知耻地说:“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日本的军国主义确实是残酷的,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民有很多。”看来,毛泽东、周恩来才是真正的卖国贼。好好与曾特首一起学习一下中国历史,香港的左派愤青们才不至于胡乱派发“卖国贼”的高帽。

五、李柱铭与胡锦涛,谁在“卖国”?

曾特首的“文革论”遭到香港各界非议之后,被迫作出公开道歉。其实,曾特首的看法并非全然错误,香港社会并没有远离文革,大陆的文革文化确实在日益侵蚀着香港。沉浸在文革思维、文革文化之中的,不是追求民主的香港民众,倒是那些惟北京马首是瞻的政客。近期一群亲北京的香港政客围剿李柱铭的方式,便如同一场小规模的香港文革。

李柱铭在美国的演讲,我曾经前去聆听。我并不认为这位绅士有任何“卖国”的嫌疑。相反,我认为他的表达“欲说还休”,过于审慎。他从来没有说过要抵制奥运会,他认为奥运会是推动中国人权进步的好机会,也是香港争取民主的好机会。人权是普世价值,奥运会是国际性的体育赛事,同时香港也是国际化的大都市,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就人权、奥运会和香港的民主发表意见,是中国公民、香港市民的权利与责任,更何况李柱铭还是一名民选的议员。

退一万步说,李柱铭即便有“卖国”的野心,他也没有能力卖国。他连大陆都不能进去,甚至也不是香港政府的官员,如何卖国呢?那些对他的恶毒的人身攻击,只能显示出攻击者本人浸淫于共产党的斗争哲学,既缺乏常识,也毫无礼貌,不懂得如何用文明的方式表达不同意见,如工联合立法会议员王国兴骂李为“吴三桂”,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王敏刚骂李为“汪精卫”,自由党主席田北俊骂李“搞破坏”,工联会会长郑耀棠骂李为“汉奸”,个个都像红卫兵一样张牙舞爪。他们的辱骂损害不了李柱铭的声誉,而只能伤害香港的言论自由。

那些真正的卖国行为才是应当责骂的。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在敌后搞破坏,夺取政权之后,毛泽东亲口对来访的日本政客说,你们不必道歉,我们要感谢皇军,没有皇军,我们夺取不了政权。毛当年奉行“一边倒”政策,向苏联“老大哥”割让大片土地,像五代十国时候的石敬塘那样以做“儿皇帝”为荣。江泽民与俄国签订边境协定,再度出让面积为香港百倍以上的国土。毛泽东和江泽民才是真正的卖国贼,香港的这群似乎忠心耿耿的“爱国者”们为何一句话都不说呢?

作为“今上”的胡锦涛,更是主动乞求美国来干涉中国的内政。在澳洲的APEC会议期间,胡锦涛与布什面见记者。布什始终未对台湾问题表态,胡锦涛干脆主动转述“布什的话”,说布什总统再度重申“美国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立场”。既然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关美国人什么事情呢?胡锦涛何必去讨要美国人的谕旨呢?以“卖国”而论,胡锦涛的档次不知比李柱铭高到哪里去了,王国兴、王敏刚、田北俊、郑耀棠等爱国者为何不敢批判胡锦涛这个最大的卖国贼呢?

日前,中国的民间保钓人士再次试图登岛,却被日本军方驱逐。他们不仅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任何帮助,当他们回到福建的时候,却立即被国安部门拘押和虐待,并责骂他们“给国家添乱”。香港的爱国者们,与其振振有词地去辱骂李柱铭,不如为这些英雄们好好呼吁,甚至到大陆去陪同他们一起坐牢,那才能够说明你们有一颗真正的“中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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