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先生驾鹤西去，我没有太多悲痛。对于一个终生反对威权的独立知识分子来说，还有什么比亲眼目睹威权像豆腐渣一样坍塌、民主在这块豆腐渣上逐渐夯实地基更幸运的呢？1969年逝世的殷海光没有这么幸运，1979年逝世的雷震也没有这么幸运。正如柏杨本人在2002年所说：“我应该是世界上最幸运、最有福气的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一直生活在民主社会，他很有可能无法理解民主的魅力，反而会对民主时代的祛魅生活感到不满，经常生发出奇思异想，建立一些理想的试验田；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一辈子生活在威权社会，从来没有享受过言论自由，他的人生也是不完整的。生于威权、死于民主，并且亲身参与从威权到民主的转型，这就是柏杨幸福然而曲折的一生。
就在2007年底，88岁高龄的柏杨还因为不满陈水扁的言论，绝食抗议，最后体力不支，被紧急送往医院。我们能否因此推论，当年的斗士，今天已经对民主彻底失望了呢？2004年，台湾“总统府”秘书长苏贞昌拜访柏杨，柏杨谈到台湾民主来之不易，一度落泪。他表示：“民主政治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不能让它死掉，虽然小孩很丑，但也要让它长大，要小心呵护。”当时柏杨对陈水扁寄以希望，虽然后来态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这不等于柏杨改变了对民主的看法。
在民主制度下，对执政者表示不满，不等于对制度不满，恰恰相反，民主保证公民可以合法地表达对执政者的不满。1968年，《中华日报》刊出柏杨翻译的美国漫画《大力水手》，这一集讲到一对父子流落到一个小岛上，两人竞选总统，父亲在竞选演讲中开场称呼“Fellows……”《大力水手》与台湾政治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柏杨将“fellows”翻译成“伙伴们”，或许问题不大，但是他翻译成了“全国军民同胞们”。于是，著名的“《大力水手》事件”由此产生，柏杨以“共产党间谍”和“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入狱。时至今日，台湾虽然有着种种纷争，以言获罪的现象却大幅减少，政府和公民都习惯了对执政者的批评。当然，通过其他方式打击报复的现象依然存在，但这更多的是威权时代的遗产，难以归咎于民主。
柏杨最为著名的作品当推《丑陋的中国人》，最为著名的言论当推指认中国历史悠久的“酱缸文化”。上世纪80年代，他的著作传入大陆的时候，我没有机会见到他的书，但在报纸上看到他的观点，看到他为“崇洋”辩护，看到他批评“不合国情”说，依然感到震撼。我们习惯于用放大镜看自己，用显微镜看别人，也习惯于把自己描述得高大全、把别人描述得浑身都是细菌，突然把镜子交换了一下，以前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观点突然有些动摇。事实已经证明，柏杨对于我们自身传统的批评，或许有些争议，但让坚固的东西变得有些争议，这恰恰是构建民主的基石。
今年大年初一，马英九前去给柏杨拜年，柏杨对马英九称赞有加。一个多月后，马英九胜选。能够看着自己欣赏的政治家登上未来的政治舞台，能够看到民主经过转型阵痛逐渐进入巩固期，想必柏杨死而无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