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岁的柏杨去世，海峡这边引起的哀悼可能更加深沉。西风独自凉著文：《柏杨走了，中国人变漂亮了吗？》摩罗著文《但愿柏杨的时代就此结束》，魏英杰著文《我们还没走出柏杨的“文化酱缸”》，如此等等。
柏杨最惊世骇俗、石破天惊的著作是《丑陋的中国人》。他用一把毫不留情的解剖刀，把中国人在精神、心理、人格上的丑陋揭示在一个开放的世界文明之前，让那些妄自尊大的爱国主义者，羞愧得怒不可遏。
今天是“5.4”90周年。纪念柏杨就让人想起“5.4”的先贤。在揭示中国人性的弱点方面，鲁迅堪称先驱。他的杂文、小说写作都意在“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例如阿Q的精神胜利法至今仍然是中国人普遍认可的国民劣根性。不过和鲁迅相比，柏杨应该更具有现代性、现实性。因此无论是《柏杨走了，中国人变漂亮了吗？》的发问，《但愿柏杨的时代就此结束》的愿景，以及《我们还没走出柏杨的“文化酱缸”》的无奈，都说明柏杨没有死，柏杨还活着，起码在大陆是如此。
20世纪的前半叶，中国有胡适、鲁迅、陈独秀那样的精神领袖，后半叶，在大陆，是精神领袖遭难的时代，在台湾却产生了柏杨这样的翘楚，不过他也坐过大牢。陈独秀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一是研究室，一是监狱。”真理产生于研究室和监狱，至少在中国还有说服力。他参加过共产党，做过总书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因此，他对于专制和民主有刻骨铭心的感受感悟。柏杨因言获罪，住过九年多的国民党监狱，所以才能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中国人文化上精神上的痼疾疮疤。
我从地摊上淘来一本《丑陋的中国人》，是1986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由严秀、牧惠、弘征三位杂文大家编选，应当是柏杨著作在大陆最早的版本。那时，《丑陋的中国人》在台湾也才刚刚问世，所以两地几乎是同时产生了“柏杨热”。
温故而知新。我温读了几篇，从《中国人与酱缸》中摘出几段谈谈读后感。
柏杨说：“中国政治思想体系中，也有一些理想的东西，是接近西方的，例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样的话，但这也不过只是一种希望和幻想罢了。事实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王子犯法绝对不会和庶民同罪的。”柏杨认为，这种酱缸文化就是专制文化。他说，“中国人向来不知道民主、自由、法治这回事，虽然以前有人说，我们也有自由，可以骂皇帝，但我们的自由极为有限，在统治者所允许的范围内，有那么一点点自由。人民或许可以骂皇帝，但得偷偷地背地里骂。自由的范围很狭小，当然可以有胡思乱想的自由，但是民主、法治等等观念，却完全没有。”遗憾的是，现在中国竟然有一位著名的教授建议立法禁止“胡思乱想的自由”，这真是匪夷所思的发散思维。
他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希光教授。他于2004年4月“要求人大立法禁止自由思维”。他认为“我认为人的思维和社会中其他行为规则一样，都应该受到严格的法律制约，个人在思维上的任何想法都要负法律责任。你不能因为是自己的自由思维，就可以任意思考任何问题，任意在大脑中攻击他人或者社会，这同样要承担名誉损害权责任或者法律责任。”本来在中国已经剥夺了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现在一位新闻与传播学教授进而要求人大立法禁止思维自由。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倒是真心希望中国人大能够接受李教授的建议，制定一部《思维自由法》，严厉禁止思维自由，使我们的执政党可以安心放心舒心地执政，使我们的党支部书记们、公安局政治保卫处的干部们可以大显身手。中国词语中有一个“腹诽”，但还不是罪，现在“腹诽”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罪名，想打谁的右派，就可以心想事成。
现在世界各国的新闻工作者都在为争取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而斗争，而我们中国竟然有著名教授在为禁止思维自由而建议立法，南辕北辙，真不知今夕何夕？
柏杨对于西方的政治制度是十分崇拜的。他说：“世界上还有另一个伟大的民族，就是盎格鲁撒克逊。这个民族为世界文明建立了钢架，象他们的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和司法独立、司法陪审制度等等，为人类社会，建立了一个良好结构，这是它对文明所作出的最大贡献，也是西方社会能够在政治上走向合理公平的原因之一。无论如何，再浪费的选举，总比杀人如山、血流成河要好。对于西方一些好的东西，我们必须有接受的勇气。”和胡适相比，柏杨幸运的是他看到了台湾的民主化走上了健全发展的轨道。论者云：“这位89岁的老头子，一辈子写文章、坐监牢，可毕竟亲眼看到了时代的进步。譬如当年送他上绿岛的那个政权，居然下台了──现在‘洗心革面’又上台了。想想，几个人能有如此际遇？在这方面，拼的不是思想和气力，还得有这岁数不是。”（魏英杰《我们还没走出柏杨的‘文化酱缸“》）享年56岁的鲁迅、享年64岁的陈独秀就更没有这种幸运了。
但是，权力对于追求私利的政党来说是一个无价之宝。象蒋经国，象叶利钦那样富有远见的政治家，总是很少有的。不多几天之前，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席吴邦国还在著文说“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政治制度，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当工人、农民已经被社会边缘化的今天，不知他自己是否还相信这种自欺欺人的说词。吴邦国重申“我们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两院制。”这和十七大以来，胡锦涛、温家宝到处宣扬民主的做派背道而驰。既然中国的人大制度这么好，为什么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采用呢？这种禁绝人民享受任何自由权力的一党专制制度不就是依靠枪杆子、笔杆子才得以维持吗？党禁不开，言禁为什么不敢开呢？中共口口声声说“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其实不过是一块遮羞布而已。政党轮替，三权分立，都被证明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中共顽固地逆历史潮流而动，顽固地维护自己的一党私利，所以，在枪杆子和笔杆子的双重欺压之下，实行对国家人民的掠夺。
陈独秀晚年根据苏联的教训深刻地指出：“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陈独秀除了强调一般的自由、民主，特别强调“重要的是反对党派的自由”，没有反对党派的自由，任何自由都一文不值。今天中共的“多党合作”不过是掩饰专制制度的花瓶，民主党派不过是充当共产党的“包二奶”。
柏杨认为中国是个大国，但中国人却缺少包容性很大的大国民气度。
“中国人包容的胸襟不够，心眼很小。前天我在肯尼迪机场搭飞机，在机上小睡了一个钟头，醒来后飞机仍没有开，打听之下，才知道他们在闹罢工。我惊异地发现，旅客秩序很好，大家谈笑自如，这如果发生在我们国家，情形可能就不一样了。旅客准跑去争吵：”怎么还不起飞？怎么样？难道吃不饱？闹什么罢工？罢工你还卖票？‘他们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我是领航员，说不定我也参加罢工。从这里面也可以看见所谓大国民的气度，美国这个国家的包容性很大，它不但包容这么多肤色和种族，还包容了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风俗习惯，甚至包容了我们中国人的粗野。“
写到这里，我也举一个例子。我的孙女舒雅，1999年出生于美国，现在读小学三年级了。
几天前在电话里我问她：“你们班上有几个同学？”
她说：“17个。”
我又问：“他们是哪些国家的人？”她一个一个的数，有韩国人，有日本人，有泰国人，与菲律宾人，有墨西哥人，有马来西亚人，还有说不出来了。
我问你最好的朋友是哪国人？“
她说：“是菲律宾人。”
我想他们从小到大，在这样一个“小联合国”的环境里生活、熏陶，当然就养成了“包容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答记者问时，明确地将拥有“比大海还要宽广的包容”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容易了。最近在奥运圣火传递当中，海内、外的爱国愤青们，就很缺乏包容性，把一个讲了几句公道话的青岛女生王千源痛骂为汉奸卖国贼，对青岛她的父母家庭门口扣了屎盆子，墙上则涂写了“杀全家”、“杀卖国贼”的标语，她的母校青岛二中开除了她的学籍。
留学韩国的“爱国”学生对于支持“藏独”的人，则卷起飞毛腿痛加殴击，引起韩国全国上上下下的反感，宣称要将实施暴力的学生驱逐出境。其实，西藏人要“藏独”，外国人支持他们“藏独”，从任何国际法人权法来说，都是允许的。如果有一点“包容性”的精神，为什么不可以进行面对面的对话呢？既然真理在握，为什么不能对话呢？现在，中国政府已经邀请达赖的代表到北京对话了。中共终于回心转意，改弦更张，放弃了中国人对中国人绝对要斗争到底、强硬到底、不能妥协、不能对话的“原则”。
柏杨说“象里根和卡特在电视上辩论的时候，彼此之间各人发表政见，并没有做出粗野攻击。里根并没说，你做了几年总统，只知道任用私人！卡特也没有说，你没有从政经验，这个国家你治理得好呀？
双方都表现了极好的风度，这就是高度的民主品质。“美国的这种风度说明一个大国的包容性。这次台湾总统选举，最后进行的马英九和谢长廷的电视辩论，我觉得就具备了柏杨所说的里根、卡特的风度，我在大陆都看到了，柏杨在台湾也应当看到了，他应当为此感到安慰。
柏杨到了美国爱荷华，见到大陆去的作家，谈起他坐牢的事，他们同我讲：“你这个脾气，到不了‘红卫兵’，到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就把你反掉了。”为什么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人，我问他们：“你为什么坐牢？”他们说：“讲了几句实话。”
笔者当初打过右派，现在因为在网上说三道四，一年前，自费编印的文章结集被抄走，护照、电脑也被抄，行动受到监控，要向官方报告行踪。
柏杨把这归结为中国的酱缸文化，说穿了就是专制文化。从大陆的现状而言，我真感到柏杨没有死，柏杨还活着。
（2008年“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