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检察院检察官提审我时说我是一个“道德品质非常好的人”，起诉我的检察官在庭上庭下都承认我“的确是个好心人”。一个法警在开庭前说的话，更是让我感慨万端：我以前就知道你的，你现在的事我也知道究竟是怎么回子事——其实，你是一个只知道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会转弯的正直好人。
我希望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到了解我的朋友、同事、邻居，尤其是喜欢我文章的读者，以及我报道、帮助过的贫困生中间去微服私访一下，看看我被投入“人民监狱”之后，人们对公（国）检法，对“人民政府”，对你们的党的评价指数，下降了多少。或者搞一个民意测验，看看有万分之零点几的民众支持你们因为四篇文章判一个人两年刑，看看人们因此对受迫害者有多同情，同时又对以好人为敌的你们又是有多么的不齿。
人们的情感是朴素的：我们虽然不了解你做的事，不知道你究竟是怎样得罪了共产党，但如果连你都是坏人，天底下没有好人了。我在被提审时也多次如此向提审者发问：“既然你们都说我是好人，那我问问你们：以好人为敌的人，只能是什么人？只能是坏人，对吧。我敢铁板定钉地说：我绝对不会因为你们的抓关判而被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你们呢，你们后面的势力呢，敢这样说吗？”
这是判我为敌的第一大悖论。
法院倒行逆施的违法判决，使得共产党陷入了更加尴尬、更加被动、更加不义的境地。公（国）检法实际上是光着屁股打老鼠（本人属鼠）——只要命，不要脸，包括自己的脸、党的脸。显然，真正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对国家安全构成颠覆威胁的行为，正是公（国）检法对我、对所有思想犯良心犯的抓关判。这是第二大悖论。
第三大悖论是，检察官、法官大人们，你们知道好人李元龙在监狱里面对“重新做人”的劳改目标是有多么的哭笑不得，有多么的无所适从吗？请看他在无可奈何中写的打油诗：
干部管教真妙哉，
点头直如鸡啄菜。
重新做人也容易，
弃善从恶就行噻。
是啊，要让一个好人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除了“弃善从恶”，还有其他路子吗？没有。
正如律师为我写的辩护词里所说的那样， 悖论之四是：真是抬举李元龙啊，原来李的几篇文章能“导致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及危害结果的发生”，李元龙的文章岂不成了精神原子弹？并且，互联网上比李的文章更深刻、更激烈的文字每天都浩如烟海、广泛流传，真有如此效果，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岂不早就灰飞烟灭？怎么至今坚如磐石，而且有能力把李元龙关进大牢？对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构成了危害”，有何根据？25人次回复，有些人还有不同意见，就能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造成危害”，那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岂不成了风吹吹就坏的“林妹妹”？判决书这样对我国的国家政权进行“自我鉴定”，岂不是对其合法性及其稳固性的极度不自信，对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极度不信任？
悖论之五：判我有罪相当于贵州省搞“一国三制”。我的一审判决下来后，许多过于天真的人根本不相信这是真实的事：造谣可耻，都什么时代了，哪有就因为四篇文章判人两年刑的荒唐事。外省比我尖锐、激烈，“煽动”、“颠覆”的文章多的是，但他们都平安无事，许多人因此惊呼：四篇文章就判李元龙两年刑，那我们岂不是要被判几十年、几百年？都处于一个宪法、一部刑法的管辖之下，“夜郎国”司法部门执行起来，差别之大，简直是在搞一国三制啊！
把我这样的人罪犯，与贩毒，杀人，强奸者关在一起，使得我成为了这样的人的“同志”，这是何等的一种糟踏、作践斯文，戕害正义和善良的卑劣行径。我成为囚徒，除了亲人，谁会难过？认为我的文章好歹说了几句人话的读者，还记得我的贫困学生和家长，尤其是那些向往真理和正义的人们。谁会高兴？那些因我的“反面报道”而记恨我的单位或个人，那些被我爆过光的不法之徒，只想文人吹唢呐抬轿子的官僚党棍，以及只要记者“帮忙”，就怕记者“添乱”的政客。保护“国家安全”的好事，却办成了如此灭正义威风，长邪恶志气的咄咄怪事，这不就是悖论之六了吗？
实质上，我的文章是对事不对人，也不对党的。我在《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无中无外、无东无西，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正是秉承这样的思想观点，我在《生的平凡 死的可悲》一文里，既谴责了共产党使用政治童工的非正义性，同时也谴责了国民党屠杀刘胡兰的残暴性。我痛恨的，只是那些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借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的残暴行径。也正是秉承这种人文理念，我十分尊重过去，以及现在那些心口如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共产党人，我坚决反对过去国民党迫害共产党人，我坚决反对今天的共产党人迫害共产党人，我还坚决反对今后的任何人迫害共产党人。
悖论之七由此形成：我小小一介草民，也有这点胸怀，难道具有7000万之众的世界第一大政党，怎么就如此要和我，和四篇文章过不去呢？我的罪名一天不撤消，相关责任人不受到追究，这岂不是在向天下人昭示：那硕大无朋的中国共产党的那点鸡肠鼠肚，胸襟就是远远地不如渺小如蚁的李元龙！
我的《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等四篇文章，以及我因为这四篇文章被判刑的事，我巴不得在你们的《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所有的媒体刊登、报道出来，而事实早已证明，你们不仅不敢，甚至是万分害怕在自己的媒体上公开抓、关、判我的事，也不敢将对我的起诉书、判决书、裁决书等在媒体上公开发表。党报出了个“攻击、诽谤、诋毁”共产党的人，从新闻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人咬狗，很有新闻价值，为什么，别说藐小如《毕节日报》，便是庞大如《人民日报》，也如同又聋又瞎又哑般地没有一个字的相关报道？保护国家安全，手持宪法法律的你们偷偷摸摸，贼头鼠脑，危害国家安全，作为犯罪分子的我却显得坦坦荡荡，光明磊落。这是悖论之八。
我的父亲至今仍然是中共党员，我的妻子也还是人民教师，我的儿子也还算是祖国的花朵吧，可是，我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判决成了党和人民的敌人，也即说，我和我的父亲，我的妻子，我的孩子都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敌人了。可是，我这三个“敌人”，他们是世界上我落难期间最关心、最体贴我的三个人，反过来，他们当然也是我落难期间最思念、最牵挂的三个人。世界上，有如此相互为敌的人吗？
这，就是悖论之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