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日26日下午，我带了七本易富贤君著的《大国空巢》到苏州街邮电局寄送各地的朋友，不算路上的时间，居然花了一个半小时。
先是在包装柜台排队，我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好不容易排到了，接待我的大婶拿出一堆纸袋，我一本一本地把书装进纸袋，她一本一本地称重量。我说，“同样的书，同样的纸袋，您称一本不就行了？”她说，“上头让这么做。”边说边耐心地称，并且在每个包装袋上写上重量。我见前面都是836克，忽然有一本838克。我问重量为什么不一样，她很和蔼地解释说，“可能是我胶带用多了，你不用担心，邮费是一样的。”
然后我交了包装费，写上地址、姓名，又到邮寄柜台去排队。队伍很短，很快就轮到我了。接待我的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她也一本一本地称重量。我感到很纳闷，“在包装柜台已经称过了，袋子上写着重量，您干吗还要称一遍？”她很严厉地说，“我必须检查每一本的重量跟袋子上写的是否一致，谁知道你在写地址的时候有没有往里面塞法轮功、藏独的传单？！”我忽然明白了包装柜台一本一本地称的真正原因，大概也是为了判断书里有没有夹带法轮功、藏独的传单。我转头往后看了看，发现身后的队伍已经很长，包装柜台排队的人就更多了。小姑娘并不笨，别看她一本一本地称重量很慢，但并不一本一本地收费，也不做加法，而是用计算器把六本外地的单价乘以六，再用心算加上一本北京的两块钱邮费，就告诉我应该给她多少钱。
就这样，本来只需称一次重量的七本同样的书，竟然称了十四次，目的是为了防止夹带法轮功、藏独的传单！为了查禁法轮功、藏独的传单，竟宁愿这样降低邮政效率，浪费众多消费者那么多时间！好在她们并未奉命查禁批判计划生育的宣传品，否则我可惨了，因为富贤君写的这本书，就是批判计划生育的，而且是在香港出版的。我实在不明白，政府到底做了什么亏心事，这样害怕法轮功、藏独的传单？政府拥有那么多电视、电台、报纸、期刊并垄断着从小学到大学的教科书，难道竞争不过法轮功、藏独的传单吗？犯得着这样查禁吗？
以前我总说计划生育委员会是第二政府，因为公安局上户口、工商局办执照、劳动局开外出务工证明和办理社会保障，乃至学校接受学生、医院接受产妇、企业接受员工、房东接受房客，都要查计划生育证明，乡政府更是把计划生育当成了自己全部工作的半边天。今天我发现宣传部其实也是第二政府，新闻办、出版署、广播电视局与教育、文化行政部门受其节制，电信、公安、海关、邮政部门从旁协助，电视台、出版社、报社、网络公司也无不奉宣传部门之旨审查言论。还是说漏了，政府每一个行政部门都有负责宣传的机构或专职机构，中央每个部委每年的宣传费用都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任何国家机关或国有企业的员工，如果有出格的言论，还没轮到党政有关部门来找你的麻烦，工作单位的领导就会先来“关心”你。
什么是言论自由？许多自称或被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说了，那就是呼吁抵制外商投资法人中国家乐福的自由。何兵、许志永、莫之许都在这么说。连被现代义和团团民称为“汉奸”的长平，也在这么说。
《大国空巢》虽然没有被邮电局查禁，但反思计划生育的言论在大陆仍然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即使是从国家可持续发展角度批评计划生育的《大国空巢》，也不能在大陆出版或销售。如果从人权和民主立法的角度反思计划生育，则不但报刊不敢报道，稍微大一些的网站也不让发贴，或者发了很快就被编辑删除。另一方面，千窗百孔无法自圆其说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宣传却大张旗鼓、无孔不入。从宪法、法律、法规到乡政府的文件、村委会的规约，计划生育理论和政策的身影无所不在。从住宅、厕所的墙壁到电杆、树干，计划生育的标语随处可见。
这种密不透风的“法”网、铺天盖地地宣传和长达仅三十年不择手段对无证孕育的查禁，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计划生育意识形态。完全可以说，在今天的中国，计划生育理论和国家主义已经取代社会主义成了两种最重要的社会意识形态。连许多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清涟、余杰，也深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把中国落后的根源归咎于人口太多。大量的妇女以不生孩子或只生一个为荣，以多生孩子为耻。那些中毒较深的，则把任何低效或丑恶的现象都归咎于计划生育。我把寄七本连包装都一样的《大国空巢》称了十四次的事件经过贴在自己博客上后，竟也有人评论说，称十四次用不了多少时间，如果中国人不是那么多，你就不会受排队之苦了。人们总是埋怨享受各种服务（邮政、银行、运输、医疗、超市等等）时人太多，希望从不排队，自己享受服务时前后无人，完全不考虑为这样低密度的人口提供服务需要多高的成本！
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反“二独”。不是“台独”和“藏独”，而是“独裁”和“独胎”。我并不赞同“台独”和“藏独”，就像我并不赞同“冀独”、“豫独”、“鄂独”、“湘独”、“粤独”。各地独立所带来的外交、国防成本和海关林立造成的不便，当地人民未必愿意承受。但是中央集权对地方自由发展的束缚和厚此薄彼导致的不公平也是显而易见的。最好当然是联省自治，就像美国各州那样，既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又统一在一个联邦国家里。人民不是一块可以由政客随便分割的肥肉，“独”还是“不独”的问题应该让人民充分讨论，最终由人民做出决定。只许表达一种意见，不许反对意见参与讨论，怎么能让人不觉得压抑？怎么能建立和谐的统一？反对“独裁”，建立以表达自由（包括言论和结社）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应当作为解决“台独”和“藏独”问题的前提。国企改革和保障公民权利等许多事情，如果要处理好，也无不仰赖于民主制度的建立。
以独生子女政策为标志的强制计划生育已经严重威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易富贤君已经雄辩地证明，社会发展指数达到中国目前的程度，总和生育率已经不可能超过维持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世代更替水平（发达国家是2.1，中国因为发达程度不够而且性别比失衡而需要2.3）。易富贤君还雄辩地证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生育率比非社会主义国家低，华裔国家的生育率比非华裔国家低，再加上长期强制计划生育的“爬蚤效应”，中国的生育文化受到的打击比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严重，今后鼓励生育的任务极其严峻。（参见易富贤《中国生育文化遭受三重打击》，http://wtyzy.com易富贤文集）
强制计划生育还严重侵犯公民权利，不只是侵犯父母的生育权，还侵犯胎儿即潜在公民的生命权。人票（准生证、生育服务证）制度即使相对于过去的物票（布票、粮票、肉票、邮票等）制度也是一个巨大的倒退。对于出生的行政许可，完全颠倒了公民和政府的关系，使政府成为先于公民、高于公民的存在，使作为公共选择基础的社会契约假设被彻底瓦解，使民主、法治都成为空中楼阁。
“独裁”和“独胎”，乃是相互依存的存在。即使把反“独裁”和反“独胎”的关系简化为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我们也不能片面地强调手段先行，同时还要强调目标先定。如果没有目标，我们要手段干什么呢？生育权跟百姓的关系比民主制度更直接。讲民主而无视中国生育权长期受践踏的现实，不但使民主理论缺乏社会契约假设的奠基，而且也使民主实践不能得到底层民众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