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有关部门前几天的大手笔，委实让世人吃了一惊。一批非法营运的“黑车”被集中起来销毁，有媒体刊发的一张照片很有视觉冲击力:大吊车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抓住一辆汽车，高高地往下摔。
为此海南大学的法学副教授王琳撰文给这些执法人员普及法律常识。王先生大致是说首先如果非法运营的黑车车主接受了处罚，有关部门扣押的汽车必须归还给他；其二即使依法罚没，这些车便成了国有财产，其处置有法可循，不能如此损坏国有财产；其三就算罚没的汽车到了报废的期限，也应交由专业的汽车拆解厂处理，以求废物利用和环保。我想，这三点对长期执法的京城运管部门来说，未必不了解，主持这次当众销毁汽车的官员们，没准有着法学硕士甚至博士文凭。
那么，如此声势浩大地将那些汽车销毁，就不怕落下暴殄天物的口实？我以为这些人有一种公权力“示众”的强烈欲望，在他们看来，这种“示众”能够起到平时对一个个“黑车”司机单独执法所起不到的作用。这种公权力“示众”心理，在我国可是源远流长，说它是传统政治文化也不过分。
在现代法治社会，权力公开运行是必须遵循的规则，从这个层面来说，公权力必须“示众”，公开是公正的基础，公正只能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因此，“政务公开”、“村务公开”这类说辞才成为依法治国大背景下的流行语。法律向公众颁布，议会上的公开辩论，法庭的公开审理，这些都是公权力“示众”的方式。这种公权力“示众”表达的是:权力在此，欢迎监督，目的是为了取得公众的信任，因此其面目是谦恭的。
还有一种公权力“示众”其目的是为了产生威慑力，宣示“权力在此，谁敢不怕”，因此其表现总是一副骄横的嘴脸。这种“示众”是建立在公权力拥有者自我认知为管制者的基础上，用古代的话来说，就是牧民。牧民如牧羊一样，那需要放牧者拿出权威来震慑众民。因此“杀一儆百”、“杀鸡骇猴”成为中国古代统治者偏好的一种治理方式。王朝时期，杀人要公开行刑，甚至砍头后挂在城门口吓唬来往的百姓。袁崇焕被当众凌迟后，还要传首九边，让所有的将士从感官上认识到皇帝的无上权威。即使是民族英雄林则徐虎门销烟，其行事逻辑也是如此，要用这种大场面吓唬住吸食鸦片的奸民和贩卖鸦片的奸商。这种“示众”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合乎现实的选择，因为在几千年的皇权中国，没有现代的法律体系，没有现代公民而只有臣民，那么公权力确实就是用来威慑臣民的。
帝制在中国倾覆快100年了，中国是亚洲大陆第一个挂出“共和”招牌的国家，但一些官员，仍然没有摆脱希望依靠权力“示众”起到威慑作用的路径依赖。那些当众斩首的酷刑没有了，但无非一次次改换“示众”的说法而已。“文革”时期，当众开批斗会，给人民专政的对象挂上大牌子、戴上高帽子游街，让围观的民众高呼“打倒”口号，就是传统的权力“示众”变种；再后来，这种阶级斗争的“示众”游戏没有了，便有了公开宣判、公开逮捕，以法治的名义破坏法治。当人们普遍诟病这种侮辱人格的方式，“示众”的对象便从人变成了物，于是多了公开销毁假冒伪劣产品，公开捣毁黄色光盘，这次公开销毁“黑车”即属于此类。而且场面越浩大，好像就越能显示出法律的威严。——其实，这显示的哪是法律的威严，无非官威而已。
这种公权力“示众”其实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执法者难以通过日常的、平和的执法来保障公民权益，维护社会秩序，于是尽管他们对现代法律的条文和文明执法的标准有了解，但还是难以控制住靠权力“示众”威慑众人的冲动。在他们看来，新老法子，无非都是工具，哪个工具顺手就用哪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