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隐性路径的存在
清明节成为国家的法定节日，是中共应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全球化败局的一个重要选择，为自己的合法性改进添加了传统文化注脚。但是，清明节本身在中国当代生活的顽强存在，作为事实，是先于中共这一“明智的选择”的。形象地说：毛泽东再能斗争，也没斗过上坟燎草的民间习惯。不惟如此，毛作为一个血造的“新神祗”还是清明节的“受害者”，或者说毛因1976年清明节的“群众自发祭周”活动而产生的过度反应，实际上贬损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形象。
放下毛周的权力斗争不论，现在，稍来检视尚未钙化的历史，就不难发现：一场带有浓重封建主义色彩的“自发运动”，竟然无意间为民间自由开劈了一条隐性的路径。
一、“四五”运动的封建性特质
就“四五”运动“自发性”而言，不过后来掌权者的一个政治说词而已，本质上那场运动还是邓系策划、经由体制内精英分子向民间迅速传播，从而形成了一场广场性的群众运动。
其封建性本质则在于：其一，它典型地复现了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伏阙上书”或宫门外请愿的形式；其二，以诗抄为主的价值表达，把周恩来塑造成了古典式的能臣贤相；其三，表达形式不仅多借古典诗词格式，而且表现出了明显的语言暴力倾向，而语言暴力是中国封建道德史观不易的特征。
第一项自不必细论，因为“运动”本身就与其等量齐观了。第二项乃是核心问题，第三项可作诠释性补充。
对周恩来的神化不仅是“四•五”运动的特质，而且还为左翼极权面临的坍塌危局提供一项支撑。在邓小平掌权之后，“四五”运动获胜一方出版了由时任中共党主席的华国锋题写书名的《天安门诗抄》[童怀周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其中有《江山千古仰英名》十首系列，第九首曰：“马列才略屈指数，治国安邦第一臣。两袖清风正气展，赤诚忠勇一颗心。”[同上指书，P30]
将该诗的价值表达放诸中共政治与传统文化共巩的场景中，人们不难发现：毛自称的“秦始皇加马克思”，在周那里就被崇拜者模式化为“李斯加马克思”。“李斯加马克思”的谥称并未显性化，它需要更多的夜释，该系列的最后一首给出了这样的效果，其曰：“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至于今，谁见宰相爱平民，唯独总理第一人。”[同上引，P30]“总理”等于“宰相”，并且是中国从古至今（1976）的第一宰相。如此，新的公共神祗借着旧的节日出现了，这当然使一贯自视为神的毛泽东难以接受，运用合法暴力进行非法镇压则是必然的结果。
至于另一个十六首系列《神州正演捉鳖兵》中的第十三首，把周比为诸葛亮，对于“宰相”定格也只算作逻辑性诠释。其诗有谓：“诸葛刚亡魏延反，自命英雄欺良贤。头颅零落报阴司，今有马岱万万千。”[同上引，P43]该诗典型地反映出中国经历中共文化破坏策略统治之后的知识分子“思维贫血”症状即文史不分，把《三国演义》的文艺文本等同于史作《三国志》。透过这个较为隐性的现象看，欠缺逻辑、表达冲动，又是为语言暴力铺垫了基础。
二、毛主义影响：数量级表达的泛滥
“四•五”运动最初虽然被毛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但是毛的数量级表达方式被运动的参与者们熟练地套化，并成为语言暴力展开的一个特征。毛泽东诗词以善用（其实也是滥用）数量级而著名，如“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再如“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凡此等等。
在诗词作品中高频率地使用数量级表达，是语言贫乏的表现，与经济学中的模型化、计量化是完全不同的事物，尽管前者属于精神世界而后者纯属世俗。就诗词表达与经济学应用来说，似乎表面无任何联系，而之于毛这个人物则是：前者以冒滥而导致伪成功，后者因贫乏而无法逆传地失败了。毛所造就的既成数量级观念就是那个时代的语言暴力特征，在诗词之外，仍有“七亿人民七亿兵”那样谵妄口号。如此类者，不一而足。
“四•五”运动通过诗词表达的数量级观念，已经超出了谵妄的程度，几乎是自言自语与胡言乱语的混成怪胎[见图1]。如刚引用的十六首系列中，除了“万万千千”的夸张之外，尚有三处使用“八亿”数量级：
其一，第二首有句云：“八亿人民同声喊，四月天兵冲霄汉。”[同上引，P41]
其二，第五首有句云：“天兵八亿共除妖，定有革命暴风雨。”[同上引，P42]
其三，第六首有句云：“八亿神州尽诸葛，既识鬼域复蹉跎。”[同上引，P42]
在数量级泛滥和语言暴力特质之外，“八亿”这样的特定词汇被高频率使用，表明参与该运动的所谓群众实质上是群众中的精英分子。这些精英分子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即代表多数发言的“自动的被赋予”的授权。如《谁敢挖坟自掘坟》九首系列[同上引，P35-37]有四处（首）直接使用了“八亿”这一特定词汇，另外两处的数量级表现则是：（一）第二首有“碑前哀悼周总理，亿万人民泪水滴”之句；（二）第九首有“诋毁忠魂万众恨，铁拳痛击挖坟人”之句
在数量级滥用之外，还有极尽能事的空间夸张，如“浩歌正气莽寰宇”[同上引，第四首]，又如“英名美德普天颂”[同上引，第八首]。在空间极度夸张的同时，试图横亘于历史的狂嚣也发泄无遗，如前引的套化毛泽东语句的“自从盘古开天地”到“唯独总理第一人”，再如《八亿心红眼自明》十四首系后第十一首有句云：“留得千年万岁迹，人民思念誓不回。”[同上引，P84]
三、狂欢的副产品：“五四”重新被忆起
封建主义借尸还魂，数量级泛滥成灾，是“四五”运动的主流特征，但是，负责任的学者并不能因此全面否定它的积极意义。在一场发泄政治压抑的狂欢中，各种思想会在政治场景中表现乃至互有冲突，尽管胜利者以重新书写历史的权力而抹掉了许多真实的细节。正如中国历史上史料性最为可靠的《诗经》那样，虽然遭受孔丘的重笔删削（或云削三千为三百，或云削五百而三百），以及遭受了秦始皇的焚书烈火之后，仍能碎片化地复现历史。
一张拼接不全的历史图像，总比完全靠想象“复制”的历史要来得便宜且相对真实。
《天安门诗抄》中关“五四”运动的精神借代，成为启蒙思想与封建主义同台共舞的一大特征。这个特征，也为后世史家留下了一大难题：社会主义独裁与封建主义独裁或许在不同的历史阶梯处被分别解构，但是积极与进步的文明思想是否一定必然出现在广场效应中吗？或者弱势的进步一定能“天命所归”地取代强势的落后残存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在何程度上认可社会达尔文主义呢？
由于这个非常复杂的政治哲学问题，超出了本文作者的学术能力，仅“立此存照”，留给后世学者去进行纵深研究吧！
狂欢性在仪式的后来阶段占据了主流，是古代大型宗教仪式的遗传。在试图制造新神祗的“四五”运动中仍有强劲的表现，现代诗词表达可为特征之一，尽管时至今日由于胜利者重写历史权力的扩张而使我们无法去复现许多历史细节——在“四五”运动中现代诗词表达形式是否一定后于古典格式。
《天安门广场诗抄》的现代诗部分，有一首名为《吟诗小感》的作品，其中三行一段的半文半白的句子曰：“你施袁氏刑法，我持‘五四’精神，送汝下囚坟。”[同上引，P286]利用“五四”这个被中共党史奉为圭臬的符号进行话语表达，自然是一种自我保护行为，但是“五四”的反抗精神绝非与“伏阙上书”及宫门请愿是一个级次的东西，甚至风马牛不相及。而有趣的是，即便是借助古典形式又有浓重“伏阙上书”色彩的诗作，也积极地借助“五四”符号，尽管“五四”相对于“八亿”几乎是可怜的稀缺。仍是前引的《神州正演捉鳖兵》十六首系列有句云：“激昂群情君不见，‘五四’光华指日升。”[同上引，P42]至于“五四”作为符号，在“四五”运动中在多大程度上将“民主与科学”这样具有政治危险倾向的组合展示给了时人，那只能是更高层次的精英分子的内心感受。
需要注意的是，我所说的“更高层次”不是指家系出身，而是指具有文化自觉性与历史反思能力的那个极小群体。至少来说，从逻辑推论上，不会包括那些文史不分的旧思维浓重的“时代文人”。
家系身份并不重要，也由一份属于《天安门诗抄》体系的单个文件来个案化表明：一篇落款（署名）为“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杂文，名曰《向总理宣誓》[同上引，P325-327]，其开场白说道：“今天我们来到这有‘五四’运动光荣传统的天安门广场，来到这有您亲笔所书写的碑文的纪念碑前，用我们满腔的热血向您宣誓……”
以历史逻辑而论，正然是“四五”运动对“五四”符号的利用，并未在反思的层面上开挖“民主与科学”的资源，这个历史使命或曰历史宿命才落到13年后的“六四”群体身上，尽管我们几乎无法从个案证明“四五”运动的“更高层次的精英分子”在什么程度上参与或影响了“六四”。而“六四”运动少具封建主义色彩，显明的民主政治诉求，成为对“五四”进行重大复辟的场景与本质，或本质与场景相互交融。
“五四”——“四五”——“六四”之内在关系，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当代史或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道重要课题。
结语：值得怀念的赵紫阳
一个时代巨人，其身份可能是官方的，也可能是民间的；其话语系统可能是官样文章，也可能是直白的甚至带有语言暴力倾向的宣泄。问题的关键则是，在一场必将影响国家政治命运的事件中，人物与其表达的核心观念是什么。较之“四五”的无个性特征言说，“六四”群体的人物特征更为明显，而且时代巨人形成官方与民间共同构筑图式。依个人理论总结而论，赵紫阳作为时代巨人，他的1989年《“五四”讲话》虽是官样文章，但毫无疑问地将“四五”运动的隐性的积极遗产给予了显性化，从而使“民主与科学”成一种全新的价值理性。赵在讲话中说：“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就应当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即建设的要求，继承和发扬五四的爱国、民主和科学精神，使它们具有新的内容、达到新的高度。”[参见《人民日报》1989年5月4刊发赵的讲话，转引自《戒严令发布前后》P119，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与此同时，赵坚信学生运动不会酿成大动乱，新华社5月4日的电文也称：“赵紫阳强调指出，现在最需要的是冷、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可惜的是，民主之轨尚未铺就，一个月后枪声响了，中国进步的脚步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徘徊[见图2]。当然，在另一端，枪声也开启更高层次的反思时代。
图1：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护栏上挂出推崇周恩来的诗作，年轻人在抄写。
图2：1989年5月29日，邓小平就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发表内部谈话，称言“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此为邓赵分歧的公开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