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零零七年秋的中共十七大到二零零八年春的两会，中共新一代的人事布局基本完成，团派与太子党这两大派系之间，既合作又竞争、共同分享中枢权力的格局也初步形成。然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依然是死水一潭，连丝毫的微澜都没有；报禁和党禁并无任何解冻的迹象，即便是党内民主化的尝试也裹足不前；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一年多以来，喧嚣一时的国务院“大部制”改革，居然以仅仅减少一个部委而草草告终，沦为中外舆论的笑柄。
正如民间评论家温克坚所指出的那样，中共已经呈现出一种奇特的“脑死亡”态势。这种“脑死亡”，与统治末期的满清政权极为相似：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洋务运动原来是一只中看不中用的纸老虎，旧有的统治秩序顿时解纽，两千年稳固的儒家意识形态亦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满清统治者不愿意出让既得利益，拼命抵制民间的变革诉求，以血腥政变的方式绞杀了改良派所推动的戊戌变法。一九零零年，庚子事变之后，顽固派不得不停止科举、实施新政，但其“家天下”的统治模式凝固不变，皇室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君主立宪——变成了一场“皇帝的新衣”般的闹剧。最后，这个政权终于招致天怒人怨，武昌首义牵一发而动全身，彻底颠覆了满清长达两个半世纪的统治。
今天，中共选择“脑死亡”，选择以自欺而不能欺人的鸵鸟政策来应对政治改革的呼声，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不是不知道政治改革是一剂良药、是惟一的生路，他们不是不知道若不改革未来的下场会有多么悲惨；但是，中共仍然坚持以“脑死亡”的状态，漠视甚至敌视来自海内外和体制内外所有的建议，乃是因为它已沦为一个赤裸裸的既得利益集团，将捍卫既得利益当作至高无上的目标，不愿出让一部分既得利益以换取党自身的脱胎换骨。在此意义上，终结当年满清统治的正是满清皇室，终结今日共产党统治的也正将是共产党——除了自杀之外，没有任何一种方式能够让他们死亡得如此之快。
二零零八年初，国内许多媒体纷纷发表文章以纪念所谓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其实，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早在一九八九年“六?四”的枪声响起之际，中共的“自改革”便已宣告结束，中共党内的改革派便已彻底出局。此后的二十年，中国只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化过程，而完全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化过程。如果说一九八九年之前的十年，党内确实存在着一个力量强大到足以同左派抗衡的“改革派”势力，先后担任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人便是“改革派”的领军人物，他们也确实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设想和计划——如提倡党政分开、党企分开、起草新闻法等等；那么，在一九八九年之后，党内的“当权派”，基本上是一群商贾式的实用主义者，江泽民怎么看都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上海小开，胡锦涛怎么看都是一个谨慎有余的徽商。这群实用主义者，真正实践了“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捉到耗子就是好猫”的“邓小平理论”，他们对意识形态的争论不感兴趣，而对维持权力和瓜分国家财富有兴趣。与之相比，铁杆的老左派们如日暮西山、后继无人；而八十年代的改革派，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都遭到了全面清洗，不再掌握实权，也无从发挥其影响力。中共之所以仍然显得强大，党员人数也迅速增长，是因为它乃是一个庞大的分赃集团——既然不能改变它，不妨也加入它，以便也能够分得一杯羹，这就是如今相当多的中国人的想法。
可以说，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从朱鎔基到温家宝，都不是改革派。他们既无改革之心，也乏改革之力。由江泽民和胡锦涛共同挑选的接班人习近平和李克强，同样也不是改革派。国内外许多人士，在“胡温新政”的企盼破灭之后，重新燃起对习、李二人的空头幻想。他们将习、李二人看作改革派，主要根据在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党内的开明派元老，八十年代是胡耀邦的重要支持者并反对“六?四”屠杀。于是，出于“有其父必有其子”的善意考量，人们给习近平也戴上了一顶改革派的高帽子。而李克强毕业于有着悠久的自由民主传统的北京大学，七十年代末还曾经与胡平、王军涛等人一起参与学生竞选，此段经历似乎会在其心灵深处打下烙印。于是，人们幻想李克强也许更能支持“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观点。
然而，空中的想象毕竟不是地上的事实。习、李二人的为官之道，低调而平庸，在担任地方大员期间，他们从未实施过类似于“政治特区”的实验，比之清末的地方大员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还不如。习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担任封疆大吏期间，这些地方的人权状况并未有些许的改善，这些地区因言获罪案件的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而李克强在河南、辽宁等地任地方大吏期间，各种重大事故接二连三，艾滋病泛滥，失业工人无以糊口……在这些事关民生大计的领域，李也并无多大作为。在成为正副王储之后，习李二人更是如履薄冰，活脱脱的是登基前的胡温的翻版。
中共已无改革派，不仅中央是如此，地方也是如此。比如，新一任的“南天王”汪洋，刚刚高调宣扬“解放思想”，便又成了缩头乌龟，宣称绝对不搞“政治特区”。这几年来，省市一级的政坛上确实出现过一些富于争议的人物，比如吕日周、比如仇和。吕日周在担任山西长治市委书记期间，颇有一些出格的言论和作为，他曾经下令当地的党报必须在头条发表批评政府部门的文章。后来，吕因为触动官场的潜规则，被明升暗降为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仇和要幸运一些，他在江苏宿迁任市委书记期间，以反对吃喝浪费出名。升任云南昆明市委书记之后，他又在大会上就地免除打瞌睡的官员的官职，并下令《昆明日报》公布各部门负责人的电话，让老百姓可以给高高在上的官员们打电话。吕、仇的这些举措，类似于明代的海瑞，他们是能吏，甚至是酷吏，但却并非改革派。他们无力改变整个政治架构，便以惊世骇俗的方式来博取名声。吕日周以地方第一把的权威来倡导新闻自由，其实这种新闻自由乃是权力所恩赐的伪自由。首先，报纸可以批评其他官员，却不能批评吕本人；其次，吕一调走，报纸有恢复了“歌德”的原貌。而仇和在宿迁地区严令查禁大吃大喝之风，居然成立道德纠察队，干涉百姓私家的红白喜丧筵席。虽然此举“政治正确”，但在本质上却是公权力对私权利的粗暴干涉。从危害上而言，被道德激情所支配的能吏、酷吏，对民间的伤害有可能大于贪官。
比吕、仇更高明的“实干家”，乃是新任政治局委员、主管金融的副总理王歧山。王歧山在新一届的政治局委员当中，似乎名望最高。那么，他是不是一名改革派呢？近期，以“宪政学者”自居的陈永苗在《环球财经》发表了一篇题为《王岐山的学者生涯》的文章，大肆渲染王作为“学者”和“知识分子”的一面，认为王是知青一代，且经历了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必然是一名坚定的改革派。这篇文章甚至将王描述成深味民间疾苦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总理。
王歧山在青年时代短期进入过近代历史研究领域，但很快便转而投身政坛。凭着作为左派元老姚依林的女婿的身份，他迅速飞黄腾达。陈永苗赞美说：“对王岐山自己，知识分子这个角色应该没有失踪。”他的根据之一便是，在八十年代，王歧山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之一，“在八十年代就开始活跃的那批社会精英中，在中国大陆至今还非常活跃在最前线的，政界是王岐山，学界中就是秦晓鹰。”他还引用《读书》前主编沈昌文在《一九八零年代是一个幸运时代》中提到的一个细节：《走向未来丛书》的第一笔钱来自王岐山，他支持了五千元。
以上提及的确实是王歧山的一段真实的历史。但是，此一时，彼一时也，当年作为《走向未来丛书》编委的王歧山，与今日作为副总理的王歧山之间，早已判若两人。以昔日之王，衡量今日之王，只能得出刻舟求剑式的结果，或者干脆就是谄媚者个人的一厢情愿。王歧山自从二零零三年在萨斯危机中临危受命，担任京兆尹之后，历时将近五年之久。就在王歧山所统治的北京城里，有一位当年他的老师辈的人物，一直处于“三无人员”的状态，他就是包遵信先生。包先生是《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是知识界的风云人物。那个时候，王歧山只是包先生手下的一个小萝卜头而已。“六?四”枪响，包先生成为阶下囚，经历了五年的牢狱之灾，从此成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医疗保险的“三无人员”。
王歧山不可能对包遵信先生的处境一无所知，而以北京市市长之尊，对包先生作适当的照顾可以说易如反掌，比如解决包先生的医药费用等等。包先生生前动手术的费用，是朋友们凑的；包先生晚年享受了最后几个月的新居，是女儿为之购置的。二零零七年冬，包先生病逝之后，若干前去参加其追悼会的人士被北京国安绑架，小型的追思会也遭到粗暴的破坏。王歧山作为北京市的第二号人物，完全有能力制止此种亵渎死者的可耻行径。然而，他不仅没有为昔日的师长送一个花圈，甚至还让这一切都施施然地发生了。从王歧山对包先生的冷酷无情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惟利是图之辈：八十年代之所以参与《走向未来丛书》、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因为当时这是时代的主潮，从胡耀邦到赵紫阳两届总书记都以改革为号召，上行下效，只有以改革的弄潮儿自居，才能在仕途上节节高升。而九十年代之后，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成为禁区，王歧山自然不再扮演改革者的角色。由此可见，陈永苗对王歧山的赞美，纯粹是非理性的捧臭脚。陈永苗将铁腕官僚王歧山看作是“知识分子”，他的这一立场本身就不是知识分子式的。从中亦可以看出，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何其之少，某些以“知识分子”和“民间学者”自居的人物，其实永远都对中共充满了幻想，永远都抱着成为帝王或官僚幕僚的期待，永远都在作“环中南海”的向心运动。
在我看来，吕日周与仇和不是改革派，王歧山不是改革派，习近平与李克强也不是改革派。病入膏肓的中共内部，早已没有了改革派的身影。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止这个硕大的恐龙的自杀了。
——二零零八年四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