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今年三月诗集《犯人的祖国》在法国出版，著名诗人、异议人士、底层研究者廖亦武先生的新作《最后的地主》最近在美国出版，为此5月16日记者专访了廖亦武先生。
《参与》记者：您自己曾经说过年轻时并没有写《最后的地主》这本书的冲动？那么后来是什么触动了您去写这本书？
廖亦武：这是一个偶然，也是上天给我的一个机会。2003年年底我去云南继续采访我的冤录系列，在2005年底认识了一位基督徒孙医生，他说他知道在云南靠近金沙江的边陲地区有很多冤案，愿意为我介绍。很凑巧，我们第一次去采访接连4、5个老人都是地主，而且生命已处于风烛残年，用一句基督徒的话说就是这是上天的安排，这段历史不应该被遗忘，我采访之后发现简直是触目惊心，这些在山区受难最深的人自己没有讲述能力，如果我不去写他们，那么再过五、六年这段历史将彻底消失，然后我就决定了写作上的转型。孙医生促成了我写这本书，他是我接触过的最好的基督徒，受过高等教育，不计报酬，在贫困山区默默行医八、九年，那些地方自然条件之恶劣令人难以想象，一个人在山上走有可能会被一阵风吹到山下。第一次孙医生就带我走完全程，花5、6个小时找到一个老地主或老贫农，而且他们说云南土话，我也得借助孙医生的翻译。有个这个契机之后，我就开始有意识地做这件事，从2005年底一直做到2007年底，有时同一个县就去过三次。书还没写完，我采访过的一位84岁的基督长老在86岁那年就去世了，我介绍的一位拍记录片的朋友只能拍到这位老人的坟墓，其他老人的下落，我不太清楚，80岁以上的老人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不知还能活多久，这些生命的消逝意味着内心一段历史的消逝，我对自己有一个保守的要求，就是真实转述他们的历史。应该有更多的人参与这种采访，这样被采访者会有一种新的记忆开辟，会讲得更全面，但是很遗憾，第一次采访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幸好我留下了包括地主、贫农、民兵、放羊娃、工作队队长在内几十个人的讲述，从多个方面印证了那段残酷的历史，也印证了一个政权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参与》记者：您在记述这些地主的故事时，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有哪些难忘的事可以与读者分享一下？
廖亦武：对于我来说最难忘的事就是我在书中提到的三次寻访未遂，他们宁愿把自己的这段历史带进坟墓也不愿意讲出来，我就很埋怨自己也感到很心酸，我不能强迫他们讲，只能不断努力，而回忆这些事情可能会刺激这些80多岁的老人，导致他们血压升高，甚至突然死亡，因此对他们是一点好处没有。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做，好象是为历史负责任，但对他们个人而言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因为老人离死亡很近，会觉得绝望和虚无，认为说了也没用，另外讲这些东西对他们个人健康有损害，同时毛泽东年代给他们留下的阴影一直持续到现在，这三方面原因有时交织在一起，非常复杂。我作为一个记忆工作者，只能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让后人知道复原一段历史是多么困难，而一段历史又是多么容易转瞬即逝。我看到一个老人就象看到一座宝藏，一座关于中国历史的宝藏，但有时真正进行交谈的时候他们拒绝告诉你什么，在短时间内很难做到充分的沟通。由于孙医生长期在那里行医，帮我介绍，看我们长途跋涉，老人们也会讲一些东西，也有一部分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倾诉，这种倾诉的欲望一旦被激发出来就可以讲出很多东西。云贵地区属于西方传教士最早进入的地方，很多家庭都是几代基督徒，基于这种宗教传统，我也会启发他们讲出来为一段历史或一个家族作个见证。而有些那个时代的专政者，如民兵、贫农等，很愿意通过闲聊来恢复他们在那个时代的光荣，回到让他们留恋的时光，有个工作队队长曾经是北影厂拍《伟大的土地革命》中的原型，是以88岁高龄在病床上接受的采访。可以说这些人从正反两个方面印证了一段真实的历史。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能把这本书写成一本时代的书，每一篇文字也都会留下遗憾，我只能尽力减少遗憾。
《参与》记者：您希望借《最后的地主》这本书的出版实现一个什么样的愿望呢？
廖亦武：我只能说作为作者，我完成了我的任务，短时间内我想远离这些苦难，因为回过头去看这些苦难，我自己都觉得异常沉重，令人绝望。希望读者能够受到这种情绪的感染，感到有些不舒服，因为人类往往需要一些不舒服、不幸才知道幸福的含义。我想若干年后这本书应该还会有人看，哪怕只是为了查阅一下这段历史，建议年轻人可以姑且当作故事来读，但愿我们的子孙后代在若干年后可以仅仅把这些事情当作故事来看，那说明这个世界比较幸福和太平了。这是一把双刃剑，人们总希望有历史，因为没有历史就没有根基，但当历史过于沉重时又希望自己忘掉一切，我写这本书也是希望同样的灾难不要再发生。比如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如果有人象我一样以实录的方式采访当时的幸存者，留下口述的历史，那么就会对现在发生的地震有所借鉴。
《参与》记者：请您介绍一下今年三月在法国出版的诗集《犯人的祖国》。
廖亦武：这本诗集最早是我在1999年自己印的一本诗集，原名叫《古拉格的情歌》，后来改成《犯人的祖国》，这也是其中一首诗的题目，当时我印了300-500本，现在我自己只有一本了。现在翻译成法文出版，也是我作为一个诗人在地球上公开出版的第一本诗集，而且由于是法文我自己还读不懂。主要记录了监狱里的一段苦难生活，我想让后代知道还有人这么写诗，写得这么不美，另外也可以作为个人历史保留下来。诗集出版之后，我始终感觉恍若隔世，法国人真的是很浪漫，法国一位汉学家为诗集作了序，《世界报》、《解放报》等当地报纸都在显著位置进行了报道，多家当地电视台也介绍了这本诗集，第一版印了1000册，估计很快就要印第二次，我个人对这本诗集在法国受到欢迎并不太理解，有可能他们是为我个人奇特的经历所吸引。
《参与》记者：您怎么看地震发生后政府的作为和民众的反应？
廖亦武：我当时正在都江堰和成都之间的温江，之后见到救援的车辆从眼前开过，我认为政府的行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一些，同时值得肯定的是这次报道是有史以来最透明的一次，这些方面是有进步的。但感觉救助的方式比较原始，有时救一个人长达三、四天，看起来缺少准备，另外不知道地震局起了什么作用。关于是否接受国外的人员救助援助，我想每个政权都是按照惯性在运作，中国政权有可能是为了缩小影响，但地震的全球性影响是挡也挡不住的，早晚有一天会被迫打开这扇门，但可能已经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关于各种所谓“谣言”，我认为人们有质疑和想象的权利，不能简单地看待成谣言，政府应该以开放的态度对待这些言论，对于没有证实的东西，我作为一名从事实录的工作者，不会做任何公开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