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清晨绝早被电话铃惊醒，被告知元化去世的噩耗的。相信与我同辈的人，元化的无数知交，还有更多相识或不相识的读者，此际同感悲痛。今年春初知道元化住院，还特意去看他，他的精神极佳，要不是医生阻止，他极想讲话。但我还是看到了烫金的莎士比亚研究集的精装本。时隔几时，元化终于走了，我深为生命的脆弱而悲伤。元化的化去是我们时代的损失，我们失去了一个能于高处瞻望未来的学者与思想家。
六十年交谊起于一九五二年公私合营新文艺出版社成立之际。六十载的岁月并不缺少惊涛骇浪，然而终于在改革开放之后带来了和煦的春风，这就是这三十年我又能读他的书，一聆謦咳。当我带着乡间的容色重回城市时，第一个访问的就是王元化，他倍加慰藉。正是这一次我借了他书架上的周学普译《歌德对话录》，以后写了《还书记》，成为我与元化的一段文事交往。
当知识界在感受和缓的心情时，不少人开始写反思的文章，甚或冠以“思痛”这样沉重的字眼。与此相反，元化在他那本《九十年代反思录》中显示了全不相同的境界。一些老一辈知识分子或学者在他们解除束缚之后就重拾旧绪，惟恐时光不再，而另一些年稍轻者虽然感受沉痛，但也仅仅揭示而已，并没有做到真正思想上的升华。相反元化却是在无形的禁锢尚在时，就开始了他的自我反省。这并不是他走在时间的超前点上，而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为什么在这几年进行了反思呢？这不是从书本得出或从别人那里学来的，而是完全出于个人的自觉。可能是由于思想受到生活的冲击，才引起痛定思痛的要求吧。”
这里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元化利用受审查中的间隙耽读黑格尔的著述，黑格尔的书给他的不是文学上的启示，而是前所未见的思辨能力。这一巨大的知识力量，是他此后在各个学术领域取得成就不可或少的。
元化从青年时代的激进思潮进入后期所从事的著述，显示了他极高的颖悟天资。元化并非没有师承，但以他对中国典籍的理解，可以看出读古籍之难实不在于获取知识，而在是否善于辨别。所以，当他与海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时，他从不会失去自己的主见，可以认同，也可以坚持己见，这在当今中外交往上是一个卓越的范例。
我极欣赏元化写的《贺麟<文化与人生>》一文，以前仅知贺麟教授是开黑格尔哲学这一课程的，于此文中所涉及的事例如卢梭的“契约论”之类皆不甚了了，惟独对于末段最为动心：“贺文的特点，重在蕴藉，而不事雕饰，深意往往出于微言，书中各篇，率多此类。”我建议读者读此文的深意也在于此，这正可以显示元化自己文章中常常呈现的观察入微的分析，那许多谈剧谈戏的小文无不如此。
从反思到后来广泛的古典的历史的课题的探讨，甚至还写出如《郭嵩焘与湖南新政》这样属于近代史的文章，这说明他以反思为基础进而走上了由知识引导的路，而并非只受炽情的驱使；也因此，他在后来能更进一步以思辨的能力来探讨更为广泛或艰深的课题。我认为这是评价元化的成就时所不应忽略的一点。
最后让我引一段我自己读《清园谈话录》中关于果戈理短篇小说《旧式地主》这一篇的读后感。作者先是引别林斯基评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对恋人，让他们在年轻时双双死去，别林斯基以为这样的处理是值得称许的，因为难以想象罗密欧与朱丽叶都活到老，那时还有什么幸福爱情可言。元化于是讲述他旧时读果戈理《旧式地主》时觉得沉闷、枯燥、庸俗。此次重读，却发现小说中部出现了转折点：一个年轻人在恋人死亡未久重又再婚，全然忘记了痛苦，这恰恰与果戈理写的那对老年夫妇的老而爱情弥笃形成强烈对比。更有甚者果戈理以第一人称于数年后再访已丧偶的老人，发现老人全然失去灵活的躯体，却依然一如既往想念着亡故的妻子。《谈话录》写重读此一情景时就像有巨大的情感揪住了他的心。如此剧烈的情感的震动，可以说是凡读作者的文集者所从未见过的。学者、读书人思维的运作是坦然无保留的，惟独感情多内敛，像这样一种情感的大爆发应该是精诚所至而坦然吐露了内心的世界。这是我所看到的文章中的元化令人感动的真情流露的一面，无疑也正如评论家所说，莎士比亚研究集是他和夫人张可的欢悦而忠贞不渝的感情的象征。读《清园谈话录》者无妨特别读一下关于《旧式地主》的这篇最感动人的短文。
康德说：“崇高感的特性就是它们有着心灵的运动。”元化的所有遗著都是这一种心灵运动的结晶，他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这样的活动，这或许就是我们对他永远怀思与愐想的原因吧。
在哀伤的时刻，我愿所有的人都能铭记智者斯宾诺莎的那句名言：“人最应沉思的是生而不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