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岸：著名老诗人、翻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前总编辑
文革中曾违心地批判田汉
唐不遇：请简单介绍一下您的个人经历。
屠岸：我1923年出生在江苏常州，小学就读于觅渡桥小学，也就是瞿秋白所就读的小学。我的邻居是瞿家祠堂，瞿秋白曾经住过。他是我父亲的同学。我初中就读于上海中学，当时叫江苏省立上海中学；高中就读于常州中学，也叫江苏省立常州中学，抗战时期搬到上海，所以加了两个字，叫常州中学沪校。1942年至1946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管理系，读的是铁道管理，但我没有拿到本科文凭，因为在毕业前半年我生了肺病，医生说我需要卧床休息。那时生肺病非常可怕，我最好的同学、最好的老师都死于肺病。我病好后如果再补半年学业还是可以拿文凭的，但是由于家里的境况也不太好，我没有继续上学，而开始找工作，1946至1948年当了中学教师和家庭教师。1946年2月我参加共产党，属于地下组织，先让我在学运部门工作，后来，组织上知道我喜欢文艺，就安排我在文艺部门工作。上海解放后，我到了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下属的文艺处，解放初一切都实行军管。
唐不遇：这个文艺处主要是做什么的？
屠岸：就是领导管理整个文艺界的工作和活动。那时需要改造，旧的东西要用新的东西去改造它。组织上让我搞戏曲改革。到了1950年，国家成立大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一共5个大区。大区下设好多部，教育部、财政部等等都有，我就在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当一个科长，也是搞戏剧。1953年我奉调到北京，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一直工作到文化大革命暴发。我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主要的任务是创办和编辑《戏剧报》。我不是领导人，只是一个编辑，田汉是我们的社长。1956年，我们实行常务编委制，没有设主编，我是4个常务编委之一。到了1958年，设了一个主编，他叫伊兵，我还是常务编委。后来伊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唐不遇：我知道您在反右和文革中都受到了冲击，田汉对你帮助很大。
屠岸：是的，1957年反右中就是他和伊兵把我保护过关的。后来文革中他被打倒。文革前和文革初期，我被迫对田汉做了两次批判发言，写批判文章，都是违心的。文革中我自己也被打倒，我的神经系统受到影响，极端痛苦，惶恐，失眠，睡不着觉，一度想自杀，但未实行。后来慢慢也过来了，就是挺住，挺住，看将来能不能发展，能不能变化。
唐不遇；文革期间您的诗歌创作和翻译有没有继续？
屠岸：50年代到70年代基本上停止。也做一些，但是不多，很少。这20多年基本上就是空白的。
中国第一个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全译本
唐不遇：您是著名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译者，从事莎士比亚的翻译是什么时候呢？
屠岸：大概1943、44年的时候。那时抗战还没有结束，我还在读书。
唐不遇：翻译莎士比亚有没有受到谁的影响？
屠岸：是这样的。我家和我姨母家住在一个楼上，我和我的表哥是非常好的，他在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读书，他的课本、读物、老师讲课的笔记我都看了，越看越喜欢。我在上海的旧书摊上买了一些英国文学作品回来看，这样就发现了莎士比亚，特别喜欢他的十四行诗。有一次我在旧书店里看到一本莎翁十四行诗英文原著，想买，但是没有钱，就借回来了，一星期后我去还给老板，他是一个年轻人，比我大一两岁，是个画家，他知道我喜欢这东西，就拿起笔来写下：“赠”，给我了。这书有一个好处，有好多非常详细的注释，是英国一个著名的莎学专家注释的，我看了完全能够理解。然后我开始翻译，翻译是由于兴趣。我在大学里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张志镳。大二时，他从上海去了重庆。我非常想念他，于是我译莎翁十四行就寄托我对好友的思念。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但不久就害肺病去世了。我非常悲痛。莎翁十四行我翻译完毕后献给他的灵前。在1950年11月第一版出版时，扉页上就写着“译献金鹿火”。“金鹿火”就是“镳”。
唐不遇：这本书出版后翻译界有什么反应？
屠岸：书出来后先听到好评。南京的赵瑞蕻教授和上海复旦的周煦良教授都予以称赞。后受到批评。方平在1951年《翻译通报》发表文章说，书里有好多错误。然后我就跟他通信，进行讨论。
唐不遇：这个批评是限于学术范围内的吗？
屠岸：学术范围内。翻译得不对的地方我就改了。后来我和方平成了非常好的朋友。文人相轻在我这里是不可思议的，他批评我的动机不是坏的，他说这个书还应当翻得更好一点。当然我第一次看到批评也有些紧张，可是后来一想，批评能使我改进，我就坦然。
唐不遇：在您动手翻译之前，当时关于莎士比亚著作的其他一些翻译出来了没有？
屠岸：朱生豪的莎剧译本在1947年出版。梁实秋出过一两本，他的莎翁全集是后来才出的。曹未风的出过一些。卞之琳的还没有出来。
唐不遇：那您有没有受到朱生豪的影响？
屠岸：朱生豪翻译出版的都是剧本，没有诗。我基本上还是自己翻。有时看不太懂就看日文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译本，是日本一个非常有名的翻译家平内逍遥翻译的。我的日文是我父亲教的，他在日本留过学，有不懂的我就问我父亲。在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译本出版前，1948年我还出版过惠特曼的诗集《鼓声》的译本。
唐不遇：您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集是国内第一本译本吗？
屠岸：是第一个全译本，包括全部154首。
唐不遇：卞之琳也翻译过。
屠岸：他翻译得比较少，一共10首左右。
唐不遇：我知道您认识卞之琳。是怎么认识的？
屠岸：50年代，我把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译本送到他手里，因为我知道他是莎士比亚研究专家，请他指教。他非常热心，还称赞我、鼓励我——年轻人嘛——他说你还可以翻译得更好一些，为了给我做示范，他就翻译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中的第一首，但非常可惜，手稿在文化大革命中丢失了。就这样我跟他联系上了，经常到他家去拜访，从他那里得到很多教益。我第一次去见他是在1961或62年。1964年，我根据卞先生的意见对我的译本从头到尾修订了一遍，写了一篇带有学术性的后记，送给卞先生看，经过修订的译稿就送到了出版社。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上海译文出版社给我来信说，他们从仓库里发现了我1964年寄给他们的经过修订的稿子，那时他们不能出，现在他们准备出。卞之琳先生又给我打电话说，你写的那篇后记在我这里，已经搁了十年了，你可以来取。
唐不遇：那真是种种因缘使得书能够完整再现。
屠岸：是的。所以修订再版是在1981年，一直到1988年，我不知道再版过多少次，中间还有两次修订。
唐不遇：您知道您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译本在社会上的反响吗？
屠岸：《外国文学研究》等刊物有一些专门的评论。另外我听到朋友们反馈回来的信息，他们说文革中在云南和黑龙江等边远地区，知识青年中间有手抄本在流行。
唐不遇：很感动，很欣慰。
屠岸：很感动（笑）。
唐不遇：这是您翻译的代表作吧？
屠岸：应该可以这么说。
现在还有翻译家吗？
唐不遇：我认为优秀的翻译文学也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比如佛经。
屠岸：翻译文学在过去受到很大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也受到重视，但是译者有被边缘化的倾向。举一个例子，过去的文学翻译作品封面上，原作者和译者的名字并列着。比如，鲁迅翻译的《死魂灵》出版时，封面和书脊上都写着“果戈里原著 鲁迅译”。新中国成立后，封面上没有译者的名字了，只有扉页上和版权页上有。这就把译者的地位降低了，其实这是不对的。我曾问过孙绳武，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说是从外国学来的。你的观点我同意。翻译文学已经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了，它和创作有一定的区别，但只是分类上的区别，作为文学，它不是分类。你提到佛经。佛经的翻译使佛学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佛经翻译家是伟大的播火者。
唐不遇：但是现在的文学翻译界乱糟糟的，问题非常大。
屠岸：现在还是有一些真正把翻译当作事业来做的，很真诚的年轻翻译家，但是数量比较少。有很多搞翻译的人，我不愿意称他们为翻译家，他只是把翻译当作牟利的一种手段，仅仅是抄袭、拼凑。一部名著，一个出版社已经出了，另外一个出版社觉得有利可图，也要出，就请人来干，那人就乱抄一通。读者没法去鉴别译文的质量啊，他觉得这一本比原来出版社出的那本封面更漂亮，纸张更好，定价更便宜，当然买这本了。现在翻译质量下滑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这有什么办法？我觉得没办法。这有一个机制的问题。现在出版社要讲两个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两个效益要并重。但有的出版社只管经济效益不管社会效益，拿坏的作品卖给读者，钱赚了，道德丧失了。现在有很多出版社是这样做的。一个出版社要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必须要有外国文学编辑，要懂外文，要有中文修养，也要懂文学。我知道有些出版社没有一个外国文学编辑，但是它出外国文学作品，也就是说稿子来了它闭着眼睛就发稿了，就印出来了，推到市场上去了，有读者买了，它就赚了钱了。没有人阻挡它，没有一个权力机构认为它这样做是违法的，法律上也没有这样的规定，说粗制滥造的作品是违法的。这个问题比较严重。
唐不遇：您对文学翻译著名的理论“信达雅”怎么看？
屠岸：“信达雅”是严复提出来的，卞之琳先生不赞同这个提法，他全面求“信”。这个观点跟我是相同的。不“达”，怎么能叫“信”哪？不“雅”，又怎么能叫“信”呢？“雅”，我的理解，不是严复原来的理解，他的“雅”是桐城派古文的那个“雅”，而我认为“雅”就是原著的风格。比如说莎士比亚戏剧中，有各种各样的人物，有的是非常高贵的，说的话很雅，有的是平民，甚至是地痞流氓，说的话很粗俗，那么翻译时，他说得俗，你要翻译成俗，他说得雅，你要翻译成雅。
唐不遇：我注意到莎士比亚剧作中有一些粗话。
屠岸：对。那么他的粗话你也要用粗话来翻译。我认为这个就是“雅”。所以卞之琳就说不要管什么“达”和“雅”，就是一个“信”嘛。原著的风格用翻译作品表现出来，也就是“信”。所以他全面求“信”。但我和卞先生还有点不同，我不反对信达雅的提法，我认为“达”和“雅”是“信”的两个重要的侧面。
唐不遇：朱生豪和卞之琳翻译的莎士比亚剧作您认为哪个好？
屠岸：各有千秋。原作是水平很高的名著，那么翻译要一定程度地体现原著的风格，但是必然会有译者的风格，只要这两者不抵触。因为风格即人，既然我是翻译，那就不可能离开我自己，朱生豪翻译的不能离开朱生豪，卞之琳翻译的不能离开卞之琳。
唐不遇：有些人认为卞之琳的翻译更好，电影《王子复仇记》的华语配音也采用卞之琳的译本。
屠岸：也有人有不同的观点，认为卞之琳翻译得太涩，而朱生豪翻译得比较流畅。比如说《哈姆雷特》里那句非常有名的独白：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朱生豪翻译的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卞之琳翻译的是：“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我是非常欣赏卞之琳翻译的，因为它还有原文的韵律，格律的对应，但现在大家都引用朱生豪的译文，不大引用卞之琳的译文，也许因为朱生豪的更有哲学意味。朱生豪的翻译虽然流畅，但是仔细品味的话，我觉得卞之琳的翻译更有味道。
当代文学的一次“破冰之旅”
唐不遇：在文革之后，您的职业有什么变迁？
屠岸：是在文革期间变的。1973年，我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那时有一个分配组，那个分配组完全根据他们的需要分配工作，并不征求本人的意见。
唐不遇：他们把您分配到哪里？
屠岸：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但是这是歪打正着。我曾跟朋友们说，不是有一种说法叫“天上不会掉馅饼”吗？我就捡到了天上掉下的馅饼！因为我非常喜欢到文学出版社去工作，一直就想去。
唐不遇：他们为什么把您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呢，您了解吗？
屠岸：他们就缺一个编辑室主任，需要有人赶快把工作做起来。我当过《戏剧报》编辑部主任，因为那么个相当的职位，就把我调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下面有好几个编辑室，有一个叫现代文学编辑室，我就分到这个编辑室，它实际上是编辑1949年以后文学的当代文学编辑室。
唐不遇：那为什么叫现代文学编辑室呢？
屠岸：那个时候的名称不太规范。编辑“五四”到1949年新文学的叫“五四”文学编辑室，编辑1949年以后文学的叫现代文学编辑室，到80年代才改名为现代文学编辑室和当代文学编辑室。
唐不遇：您当编辑室主任后，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屠岸：那个时候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但是也没有办法。我们还是要很好地从来稿中发现一些好的苗子，但往往有这样一种情况，来稿很有生活，但是不能出版。因为那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四人帮”的文学观，一定要写两个阶级的斗争，或者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主要的英雄正面人物是要高大全的，就是江青讲的，在所有人物当中要突出正面人物，在所有正面人物当中要突出英雄人物，在所有英雄人物当中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你只能按照她的规律要求作者去修改，修改好后符合要求的才能出版。
唐不遇：这个情况的改变是在什么时候？
屠岸：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其实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就开始要动了，但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改变，还得慢慢的、慢慢的改变。
唐不遇：情况发生改变时您的职务是什么？
屠岸：那时还是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我担任副总编辑是在1979年6月。后来我是常务副总编辑，但没有“常务”这两个字，还有另外两个副总编辑，我是管全局的。1983年，我开始担任总编辑，直到1986年。
唐不遇：那时您对当代文学心里有没有一个想法？因为1978年左右正是刘心武的《班主任》等“伤痕文学”发表的时候，这对您有没有什么触动？
屠岸：有着极大的触动。当时我还不是副总编辑，但我是党委委员，1979年1月在党委会上我提出一个建议，召集小说家开一个专门的座谈会，谈文学发展导向。当时的社长是严文井，他兼总编辑，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是韦君宜，他们接受了我的意见，过了两天就跟我说，他们研究好了，决定开这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全称叫“中长篇小说部分作家座谈会”。
唐不遇：这个座谈会是什么时间开的？
屠岸：紧接着三中全会，1979年2月。
唐不遇：这个会对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观念有没有转变？
屠岸：有一个极大的转变，就是思想解放。我们被文革中的主流意识形态所束缚的思想全部打开了。
唐不遇：这个会邀请了当时哪些小说家您记得吗？
屠岸：一些当时有影响的小说家都参加了，这里面包括一些中青年小说家，如刘宾雁、王蒙、刘心武、谌容、蒋子龙、陈国凯等一大批，还有上海作家竹林、茹志娟、现在的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孙颙……这些人都请来了，还有一些部队的作家。这个会我们专门请了茅盾来参加，他已经年龄很大，84岁，走路都不行了，扶着他来。
唐不遇：茅盾在这个会上说了什么？
屠岸：是这样的，有三部作品，一部是冯骥才的小说《铺花的歧路》，写文革；一部是竹林的小说《生活的路》，写知青上山下乡；还有一部是孙颙的小说《冬》，冬的象征就是文化大革命。这些小说投到我们编辑部来，编辑部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还不行，因为他们都是写文化大革命，没有正面歌颂，都带有批判性。当时我认为好，没有问题，有的还是我组来的稿子，比如《冬》，但是这些作品有争议，所以我们就请了茅盾——我们尊称他茅公——请他来公断。我们把这三部小说的内容写出故事梗概（《冬》的故事梗概就是我写的），送给茅公看一看，请他来判断这样的书能不能出。结果茅盾在大会上面说，他看了这三篇故事，觉得可以，没问题，看你怎么写，你要写好了，就可以了。这对于这三个作家来说是极大的鼓舞，你看当时冯骥才还没有成名，现在就是一个大作家了吧。孙颙现在在上海也很有影响，他是上海作协党组书记。竹林也是作代会代表。这三位作家的作品带有爆炸性，而茅公肯定：批判文革的作品可以发表，可以出版。
唐不遇：在这个座谈会召开前，“伤痕文学”已经发表了，而且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为什么你们还是那么敏感呢？
屠岸：虽然“伤痕文学”有影响了，但只有一部分人是先知先觉的，大部分群众的惰性在那里存在着，那么你还需要一种组织措施，比如开那么一个大会，并且由茅公来参与，由茅公来发表意见，那么就带有类似法定的性质了，就是可以批判文化大革命。
唐不遇：就是有一种权威的声音，在背后支持着。从这个会开始，人民文学出版社才扭转观念，做了很多真正关于当代文学的事情，是吗？
屠岸：对。应该说这个“中长篇小说作家座谈会”的主要领导人是严文井和韦君宜。严文井思想上非常解放，他对一些新的东西采取鼓励和赞扬的态度。韦君宜也是如此，忙得很厉害，像茅公都是她去请的。
唐不遇：这三部小说出版了是吧？
屠岸：出版了，出版后影响很大，竹林和孙颙的两部小说在上海南京路新华书店出售时，读者都排了长队。
唐不遇：这证明民众对好作品是非常渴望的，但因为意识形态的控制不敢表露。到了80年代，又有大量代表着新思潮的先锋文学出版。在1983年您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之前，还做了哪些大型的文学出版策划？
屠岸：我们每年都开选题会，让编辑了解作家动向，了解全国有多少作家在写什么东西。我们在当代文学方面设立小说南组小说北组、诗歌散文组、理论评论组、少儿组等几个部分，编辑们经常要出差到全国去登门拜访一些作家，了解他们在写些什么东西。后来我们就出了《芙蓉镇》《将军吟》等作品，都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批判的，影响比较大。很可惜，莫应丰已经去世，而古华不在国内。另外还有一项工程，就是出版台湾作家的文学作品。大陆与台湾隔绝三十年。日本投降后，台湾光复。但1945年到1949年间台湾与大陆的文学交流很少。如果上溯到甲午战争后清廷把台湾割让给日本，那么台湾与大陆的文学联系中断了大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两岸形势有变化。我们抓住时机，1979年出版台湾散文选，1980年出版台湾诗选，随即推出台湾小说选，这类选本和台湾作家的个人作品不断推出。这是一次“破冰之旅”，打破了大半个世纪台湾与大陆文学之间的坚冰，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之后，全国各地出版社不断出版台湾作家的作品，形成热潮，而带头者是人文社。
长篇小说是重中之重的重中之重
唐不遇：人民文学出版社在80年代初的中国出版界是举足轻重的，而作为副总编辑和总编辑，那时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复兴和发展有没有一种使命感？
屠岸：这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我们整个领导集体就有这么一种使命感。我们都觉得担子非常重。挑担子的领头人是严文井和韦君宜。我当总编辑的时候，韦君宜是社长，不过她说她年纪大了，而且时间不多，她要写作，所以她就挂个名，主要我在统筹全局。那时我是党委书记，韦君宜就退出党委，写作去了。但是有一些重要的问题我始终是要向她请教的，她并不能完全退，我觉得我还把握不了。她说你当社长，我说你看我像个社长的样子吗？我说我不行，书生。要做个社长必须要有魄力，我说我不够。最后我们达成一个协议，她还挂名当社长，我当党委书记和总编辑，一个非常好的同志王业康当副社长，管行政。另外还有副社长江秉祥，副总编辑绿原、李曙光、张伯海。我们的班子是很团结的。我提出的一个原则就是团结。要把我们的文学出版事业办好，我们的全体职工就必须团结起来，为出版事业献出力量。而要我们的职工团结，首先我们的领导班子就必须团结。领导班子不团结，下面就是一盘散沙。领导班子怎样团结呢？要在办法方针上思想一致，拧成一股绳。相互间可以有不同意见，不同意见要摆在桌上讨论，通过讨论达成一致，绝对不能背后踢你一脚。这个我觉得我们是做到了。
唐不遇：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最重要的编辑原则和指导思想是什么？
屠岸：我们的原则就是注重作品的质量。那时没有人情稿、关系稿，惟一有发言权的就是质量。有的作品我们觉得比较好，但是还不够，我们就请作者修改，一直改到好为止。我们设有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古典文学几个编辑室，还有《当代》《新文学史料》《文学故事报》等几个刊物的编辑室。每一个部门都要重视，但是有一个重中之重是当代文学。而当代文学的重中之重，是长篇小说。我们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指导思想。还有一个指导思想，编辑和作家应该是朋友，编辑绝对不是判官，跟作家交朋友要以心换心，这样他就会把好的作品给你。编辑对作品有意见，不能在稿子上乱改，而必须在有问题的地方贴个条子，否则就是对作家的不尊重。韦君宜同志曾经提出过一个口号，“作家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得一塌糊涂，把她都弄得精神分裂了。实际上，这个思想并不是说我们对作家就卑躬屈膝，靠你吃饭了，不是这个意思。广大读者要靠作家给我们优秀的作品，我们的出版社也是按照这个来维持我们的生命，来完成我们的使命的。所以我们就给编辑提出来，必须跟作家交朋友，绝对不能当判官。一个作品如果不行，你可以退稿，但是你要把道理讲清楚，使得他心服口服。那时我们就是这样的指导思想，现在好像不是了，现在来稿不用，就根本不理你了。
唐不遇：现在一年出版的小说太多了。垃圾太多了。
屠岸：太多了。现在一年有一千多部小说出版。问题在于出版者缺乏精品意识。
唐不遇：当时你们是更注重老作家还是注重挖掘新人？
屠岸：不薄老人重新人。对老作家一定要重视，我们都亲自登门拜访。文革结束前，我拜访过好多老作家，比如到四川去，拜访沙汀、艾芜、马识途这些老作家，他们还没有完全落实政策，但政治氛围已经开始宽松了。他们感激得都掉了眼泪，说居然出版社还来看我们。我们对老作家很重视，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的希望在青年作家身上，对青年作家非常重视。在我们的视野当中有苗头的作家，我们都要重视。
唐不遇：那有没有一个重点的青年作家名单？
屠岸：有的，每个编辑都有一个名单，而且不断要增加。他们要到全国去跑，去发现情况，发现苗子。编辑不能坐在屋子里等人家送来稿子，必须登门求教。
《围城》的再版历经波折
唐不遇：当时你们出版的影响比较大的作品有哪些？
屠岸：当时影响比较大的有不少，比如《围城》。《围城》的出版要归功于我们小说组的一个老编辑江秉祥同志，大概在1979年，他跟我说，钱钟书的《围城》可不可以考虑出版？我说完全可以考虑啊，但是要看一看书。《围城》的第一次出版在1946年，我那时在上海，我知道这本书，但是我还没有看过。于是他就去找，但是连钱钟书自己都没有，图书馆里也找不到，江秉祥设法从上海调来一本，封面都破了。我看了，说绝对可以。那时我有个权利，叫终审权，我签个字就可以发了。1983年，《围城》终于再次出版。这真可以说是历经波折。那时苏联有学者称《围城》被封堵了三十年。这下子它重见天日了。
唐不遇：这本书出版后的情形怎样？
屠岸：出版以后销量还不是很大，但也是不错的，印数有好几万册吧——那时的一些名著都是起印十几万甚至二十万册。虽然是几万册，但是出版后就销光，因此不断地再版。真正出现“《围城》热”还是在90年代初电视剧《围城》播出以后，但是那以后已经挡不住盗版了。而评论界对这本书开始也没有多少声音，慢慢地才多起来。
唐不遇：书出以后，钱钟书很高兴吧？
屠岸：他非常高兴。因为跟他联系的都是江秉祥，我没有登门拜访过他，但是在一些会议上见到他，握手言欢时，他说你们能够出我的书我很高兴。后来他大红大紫了，有很多人去采访他，要他谈谈这本书，他说我没什么可谈的，你们去找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江秉祥同志吧。使《围城》重新恢复生命，主要的功劳不是我，是江秉祥。后来江秉祥当了副社长，现在退休在家。他很有眼光，自己不写作，但作为编辑是非常杰出的。
《鲁迅全集》的三个版本
唐不遇：除了当代文学，对《围城》之类的现代文学的发掘有没有作为一个重点？
屠岸：我们有一套计划，叫“原作重印”，如重印徐志摩的《志摩的诗》、《猛虎集》和郭沫若的《女神》等，封面重新设计；另一些则是再版，或者把当时已经被人遗忘的东西发掘出来。五四文学中最主要的是《鲁迅全集》，我们花的力气最大。
唐不遇：《鲁迅全集》是哪一年出版的？
屠岸：《鲁迅全集》有好几个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三个版本，一个是1956年开始出版，到1958年出全；第二个版本是1978年开始出版，到1981年出全的；第三个版本是去年新出的。第一个版本的注释的领导人是周扬和林默涵，他们在注释上做了一些错误的动作，比如说鲁迅有一篇文章，叫《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篇文章批评了周扬他们——“四条汉子”。而周扬这个人不太好，做了一件错事。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是冯雪峰，冯雪峰是鲁迅的战友和学生，这篇文章是冯雪峰代鲁迅起草并经鲁迅修改定稿的。但周扬说冯雪峰在这篇文章里塞进了自己的观点，并要冯雪峰写这样的注释。冯雪峰说这不是事实，不能出版这样的注释。周扬就派邵荃麟跟冯雪峰说，你这样写了注释可以保留你的党籍，否则就开除党籍。为了保留党籍，冯雪峰就违背自己的良心，做了一个错误的注释，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这篡改了鲁迅的原意。但周扬并没有保留冯雪峰的党籍。冯雪峰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切都弄清楚了，发现这个版本的注释有很多错误，因此要重新注释，出修订本。这个修订本，中央指定由秦牧、冯牧主持，其实他们两人也不大主持，来了不久就走了，主要还是依靠我们出版社的一批专家，如杨霁云、林辰、孙用等。杨霁云是鲁迅的朋友，鲁迅的《集外集》就是他编的；林辰则有专著《鲁迅述林》《鲁迅传》等。这是第二个版本，1981年出全。在这两个版本中间，还有一个版本是重印1938年上海出的版本，就是鲁迅逝世后出的第一个全集，实际上是不太全的，但包括了鲁迅的译著。那时《鲁迅全集》为什么要印？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为了适应需要，必须出版《鲁迅全集》。但重印什么版本呢？不能出1958年的那个版本，因为注释有问题，因此就只能重印1938年的版本。那是个没有注释的版本。当时印了一些，现在作为文物留了下来。最近一个版本，2005年推出，这个版本收集鲁迅著作最全，注释则作了全面修订，纠正了许多错误和不妥之处。但不像1938年版那样包括译著，而是另外单独出了《鲁迅译文集》。
《金瓶梅》的公开出版
唐不遇：当时古典文学的出版情况如何？
屠岸：文革中，古典文学也都不出了。文革前，我们出版一套“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从《诗经》《楚辞》到清朝的所有经典文学作品，文学史上有定评的作品，都包括在内。文革后，重新推出，并增加新的选题。
唐不遇：这个丛书是什么时候出版的？
屠岸：文革一结束就恢复了这个丛书。对古典文学，文革中干了些什么事呢？搞“批林批孔”，搞“评法批儒”，搞“毛泽东评《水浒》”。这些东西，文化大革命的烙印是很深的。
唐不遇：当时影响最大的是四大名著是吗？
屠岸：影响最大的是《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的影响也不能低估。但还有一部影响巨大的《金瓶梅》。四大名著已经有定评，是毫无疑问的了。而《金瓶梅》长期以来不能公开出版。《金瓶梅》在50年代曾经由人文社出过影印本，这是毛泽东指示要出的，毛泽东认为《金瓶梅》有价值。但里边有露骨的性描写，所以不宜公开发行。这个影印本用毛边纸，排古代木刻的版本，仅由内部发行。那时我还没有资格买，像我们的领导田汉或书记处的书记那些人，发给一张购书券，就可以到王府井一个内部发行门市部去买。到了1985年，我们决定公开出版《金瓶梅》，但做了一些删节，适当地把性描写删掉，但其实是删不干净的，删干净了就不成书了。但不删的话，就不能公开出版。我跟具体搞这个工作的同志说，你不要伤筋动骨，看起来太刺眼的就删掉，上下文情节要连贯。
唐不遇：《金瓶梅》出版后反响怎样？
屠岸：反响非常强烈，顾客盈门，一天收到许多封信和电话，要买这本书，但这本书是限量发行，第一版只印了一万册，所以都应付不过来。
唐不遇：当时有没有再版？
屠岸：过了几年后才再版。那个印数是由上级领导控制的。你不能无限制地印啊，初版顶多印一万册。
唐不遇：80年代中期正好是思想活跃的时候，当然很多人欢迎这个。那有没有批判的声音？
屠岸：肯定有，但文章我没有看到，也许是忘记了。那时还没有电脑，但是舆论上有，说你们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什么要出这个东西？后来我们就放出风说，最初是毛主席叫我们印的。
唐不遇：这些人还是很可怕的。
屠岸：古典文学大概就是这样了。在理论批评方面，有一个叫《新文学论丛》的理论刊物，另外也出一些理论方面的书，比如艾青的《诗论》。
“朱生豪是以生命殉译莎事业的译界圣徒”
唐不遇：那么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的出版情况如何？影响比较大的作品是什么？
屠岸：影响比较大的有很多，举例说，有《莎士比亚全集》，以朱生豪翻译的版本为主。朱生豪把他的生命都放在了翻译莎士比亚上，他1942年32岁就去世了，临死前说，我早知道一病不起的话，拼了命也要把剩下的几个剧本翻译完。那时普遍认为莎士比亚写了37个剧本，朱生豪翻译了33个半。40年代初，他在国民党主办的《中美日报》当编辑，那是当时上海孤岛时期主张抗日的报纸。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进入英租界，就把这个报纸封掉，朱生豪从后门仓皇出逃，把所有有关莎士比亚的参考书籍都丢了，他翻译的剧本手稿也丢掉了。后来他回到故乡嘉兴，在极端贫困的生活条件下，凭他的毅力翻译莎士比亚剧本。朱生豪是非常聪明、非常智慧而又极端勤奋的，很少参考书，但能把莎士比亚翻译到这样的水平，实在不容易，我们都非常敬佩他。但毕竟因为资料的限制，他有漏译，也有一些误译，这完全可以理解，绝对不能因此去责备这么一位伟大的翻译家。我认为朱生豪是以生命殉译莎事业的译界圣徒。但既然国家出版社要出，就要尽量减少误译和漏译，所以就请了一些专家对朱生豪的译本进行修订，修订的原则是绝对不要破坏朱生豪的风格，只要把漏掉的补上，把错误的改正过来。另外补上朱生豪没有译的几部剧本。1954年出版的一套《莎士比亚戏剧集》，就是以朱生豪所译为主的修订本。文革以前，就决定要出全集，而且基本上要完工了，但因为文革到来，所以耽搁了。到了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把莎士比亚全集推出来了。
唐不遇：80年代初有没有对外国的先锋文学，如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进行关注呢？
屠岸：在我前一届领导班子里，有一个叫孙绳武的副总编辑，他负责管外国文学编辑室，编辑室的主任叫卢永福，副主任叫蒋路，当时他们三个都是非常优秀的外国文学编辑家。蒋路翻译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屠格涅夫的《文学回忆录》等名著，卢永福翻译过大量普希金的诗，孙绳武懂俄语和英语，翻译过俄语诗歌和理论著作。但他们的才华主要表现在编辑上，对外国文学可以说了若指掌，他们联系了一大批翻译家，审阅书稿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由于他们的影响力，很多翻译家愿意把稿子送到我们出版社来。虽然他们是老编辑，但是对于一些先锋的东西，他们的思想并不僵化，而是接受。对于当代的东西，他们总是警惕自己不要固步自封，有影响的作品要列为自己出版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出过“外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外国的“现代”就是modern，包括当代的，各国优秀文学都有。
唐不遇：他们三人都是比较注重苏联文学？
屠岸：对，我们出版社的一个特点就是俄语的编辑比较多，因为我们出版社是1951年成立的，那是中苏蜜月时期，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英语在那个时候是不吃香的，但也不是绝对排斥。苏联对英国古典文学还是比较尊重的，我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能够在1950年顺利出版，跟苏联马尔夏克译莎翁十四行诗获斯大林奖金是有关系的。查良铮翻译的拜伦、雪莱、济慈也都能够出版。
艺术比政治更重要
唐不遇：从1973年到1986年，您历经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对文革后当代文学的发展有没有一个总的观察？
屠岸：我们都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关于流派的问题，我认为还是要按照毛主席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然，毛主席后来又把自己的话否定掉了，说百家争鸣说到底就是两家，一家是无产阶级，一家是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是毒草。但我们是真正要做到百家争鸣，作品主要看艺术质量。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有这样的话：“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可是在我的心里总觉得：两者相结合当然最好，但更重要的是艺术。没有艺术也就没有政治。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我们也没有什么蓝图，但我相信中国文学一定会在新的时代有新的发展，一定会有优秀的作品不断出来，将来总会有新的像鲁迅那样伟大的作家出现。但是我们要等待。现在思想还有待进一步的解放。粉碎四人帮以后是一个解放。但是很快又要清除精神污染了。到了后来，又有“六四”事件，也是一种压抑。到现在还有这种问题，比如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2本书：《往事并不如烟》和《中国农民调查》，后来通知说不要再印了。作家也在叹气，说我写的书给那些盗版者赚钱了。事实上现在比文革宽松得多，有好多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有不少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比如《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芙蓉镇》等。还有一些作品我认为是不错的，比如张炜的《古船》，我对它评价很高，真实，感人，有人物，有性格，但是因为内容上有一些关碍，没人敢搬到银幕上去。
唐不遇：您有很多身份，如诗人、翻译家等，您最重视哪个身份？
屠岸：应该说我一辈子是个编辑。最早我在学校里编墙报，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在墙报上写“请各界批评”，一位老师就讽刺我：“各界？你要什么界啊？军界？政界？商界？”大学休学后，我和诗友们编油印诗刊《野火》。解放后编《戏曲报》《剧本》月刊和《戏剧报》，最后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我热爱编辑工作，全力以赴。现在我仍然是编辑，从2003年起我和傅天虹共同担任《当代诗坛》刊物的主编，已出十二期（从第35期到46期）；同时还担任“中外现代诗名家集萃”（汉英双语）的编审工作，我主编的《夕照诗丛》已推出十七种。我的业余爱好依然是诗歌创作和诗歌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