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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岁的残雪，在学生时代一直被要求每周必须做件好事的沉重包袱压得直不起腰。实际上，那时她每个星期都偷偷摸摸做件“好事”，但在心里她认定了如果做好事时被发现，会比死还难受。结果老师没看见，班干部也不汇报，而残雪就被批评从来不关心集体。与此同时，很多人喜欢当着老师的面为集体干活，老师一走，马上就把手里的活一丢。残雪说：“时隔多年，文坛、整个国家不再流行做好事了，但还是流行作秀。”而她本人，依然格格不入。
残雪没有上过中学，处女作《黄泥街》是在缝纫机上写下的。1982年她和丈夫是第一批个体户，如果不是一举成名，她可能会成为一个裁缝店的老板娘。如今的她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很多作品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在国外出版。近期新作有长篇小说《边疆》，评论集《残雪文学观》，8月份还要出版卡尔维诺评论集。不久前的随笔体自传《趋光运动》是她最平易的作品。
探母鸡的屁眼
我三岁时，在幼儿园，小孩是要午睡的。可我是一个精神亢奋的小孩，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于是老师就来捂我的眼睛。第一次我感觉捂了有半小时以上，直到我假装入睡，她才走开。第二次她又来捂，我实在是无法忍受，却又万分害怕得罪老师。不知不觉的，我就设想自己正走进一个又深又黑的隧道，那里头空空的，我每走一步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那真是充满了冒险激情的场面。我日后的创作也许便沿用了在幼儿园午睡时的模式。先是不得不适应社会对我的强制，到最后，自己创造出了另一个精神世界，在其间自由游弋。
现在，即使家里楼上有人在搞装修，我也可以听着电锯切瓷砖的噪声工作。这可能和一只黑母鸡有关系。我五岁时，家里有一只勤下蛋的黑母鸡，外婆告诉了我如何用手探究鸡屁眼，这样就不会让它生野蛋。我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隔一阵又去探母鸡的屁眼。哈，有一个硬硬的！过一会它就进窝了，我就在外面耐心地等，遐想，还用手伸进窝里去摸它。鸡窝的形状，鸡身上的气味，白天的强烈光线，鸡窝里面的幽暗、神秘，这些已成了永恒的记忆，那就是我后来的创作状态或姿态：排除了一切杂念，在冥想中实现了最纯净的等待。这事总让我想到卡尔维诺说的“写作就像南瓜藤结南瓜”。写作是带有一点点神秘又水到渠成的事，结构早已在你看不见的时候悄悄成长。其实，我对世俗万物充满了好奇和兴趣，我属于特别热爱世俗生活的那种人，要不然我对精神的追求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气力。我的一切灵感归根结底是来自世俗中的刺激。
小时候，最大的快乐就是同喜欢的伙伴一起玩耍，可我又动不动与他们闹翻，闹翻了又难以和好。我常常同人决裂，动不动就较真。我被认为是乖张的小孩，长期处于交流的饥渴之中。
继承外公的非理性暴烈
据说我的老外公是个疯狂的暴君，一发疯就用刀砍我的外婆，我的外婆被他砍得遍体鳞伤，腿上有一排深洞。我继承了这种非理性的暴烈。
外婆临去世的那几天一直发高烧说胡话。有一天，我有件事没做好，她气愤地责骂了我。我怀恨在心，晚上同她睡在被窝里，我睡在另一头，我越想越气，就踢了她一脚。外婆说：“你还踢我啊。”那苍老的声音让我既迷惑又恐慌。
我同这世俗有着很深的计较。青年时代，在街道工厂做事的时候，因为受到那个厂长的欺负，无计可施，我就和另一位女同事在车间里破口大骂，整整骂了一个晚班。后来还赌气旷工，又到厂部门口当着厂长的面挑衅了一下———踏入社会之后我一直为社会所排斥，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我的反抗。
当初取名残雪除了这个意象有冷峻之美以外，也希望坚持一种独立的、拒绝融化的姿态。同时，残雪也可以说是踩得很脏的雪。我时常觉得自己很脏。
在青年时代，我大部分日子都是在人际关系的焦虑中度过。我也曾反省，企图扭曲自己的个性，同社会“和谐”，挽回一些败局。但最终还是败下阵来，成为了为社会所不容的人。瞧，我又和朋友坐在那里不知不觉说了别人两个小时的坏话，又尖刻又恶毒，说的时候很愉快，报了仇一般。朋友一走，我又后悔了，恨不得将自己的舌头咬下来。对我来说，人际关系就是一个无底的黑洞，我就是花一辈子的时间也无法使自己适应国人那种曲里拐弯，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在工厂的时候，无论如何不能同一些人“和谐”，我最后终于被厂子开除，回到了家庭———我要调走，他们绝对不肯，就开除了我。他们还用毛笔写了一个关于开除我的决定挂在宣传栏里。
十年后，进入作协，我很快感到当年的旧戏又在重演，我还是没法同另外一些人“和谐”。于是又一次卷进社会生活的乱漩涡，又一次为社会所不容，差点被“劝退”。我的性情是改不了也不想改了，它就这样慢慢转化成了我的写作方式。我每天都坚持写一个小时，在写作中，我爆发、叛乱和起义，但那全是针对自我的，我就用这种方式反省人性。
“回归传统”是白日梦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齐刷刷地开始往回看，文坛盛行“回归传统”。我就是不明白。传统是不可能回去的，他们商量好了一起做白日梦啊。如果用我们自己的视角来观察我们的文化，无异于看自己的后脑勺，永远也看不到。
有人问我，为什么当年所谓的先锋作家们这一两年纷纷调头，自称向古典回归。我觉得，一方面是作家的原创力下降，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中国，写作，还有很多事情都被以集体的名义来命名，这是很可疑的。写作本来就是个人的事情，个人拿不出真货了，只好同大家一起打文化牌，向读者献媚。而且还要死撑，振振有词。
有人说我的作品只是受到国外学界的认可，在中国没市场。也不完全对。我越来越乐观。通过博客留言，我知道我的读者大多数是对精神世界有追求，不满足于日常生活的欢娱的人，我也会和他们用文字交流，哪一天运气好碰到一个读懂我的，我也会很兴奋。也有人拿我说过的“我一直和我的民族文化势不两立”做文章，扣政治帽子，我不在乎。我的意思不是说作家必须是一个拧巴的遭社会不待见的人，而是强调作家的独立性，批判性。作家与外部社会以及日常表层自我处于一种紧张的关系中，作品才会有张力，有现代性。总之，中国最不缺的是中庸、平庸的作家，拉帮结派打旗帜的作家，成日里作秀的作家，热衷于做官、光宗耀祖的作家。
我的实验文学说白了就是拿自己做实验，看自己的精神张力有多大，我以为我已经意识到很深的层次了。在中国，人们承认并追求物质的强大，不承认或者说低估了精神的强大，所以我对精神世界的探索被当作故弄玄虚。我想对读者说，也许我的小说不会解决你的实际问题，但它是强心的营养，它来自心的最底层的矿区，那里是储藏光源的处所。
记者总是没完没了问我，为何难以进入我的作品？因为我从不写大家所公认的这个世界里的事，我将这个所谓的“现实”世界看作一个表层的世界，我的兴趣在海上冰山下面的部分。只有属于夜晚，属于人的原始欲望的东西才是我的书写范围。
残雪 口述
■ 小小手记
一个强大的小宇宙
采访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残雪的自我矛盾。当记者问她，人际关系让你最焦虑的是什么？她回答“就是花一辈子的时间我也无法使自己适应国人那种曲里拐弯，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过了一会，我再问她：“你总强调你作品的实验性，精神性，纯文学，你能具体解释吗？”她又回答：“这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难怪有人称她为文坛的巫婆，自觉妖魔化与被动妖魔化很难分清楚。不过，每次给她打电话，她都能咯咯地笑半天，她的耿直，她的狡黠也很难分清楚。可以感受到的是她强大的小宇宙，虽然孤独却充满了自信。
身边很少有读者会想起买一本她的书，近来也很少有评论家给她写评论文章，偶然聊起了，也只是说听过她耸动的言论。有人甚至认为残雪是中国文坛的一截直肠子只能屙出一节屎橛子。不拉出来，人就难受，拉出来了，舒一口气，一拉绳也就冲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