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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钵》,尤凤伟著,花城出版社2008年1月版,20.00元。 |
读着五十年代描写土改运动的革命经典小说《暴风骤雨》成长起来的一代，读到《衣钵》时感觉是惊诧的，像瞎子突然睁开了眼睛，看到这么靓丽的世界会惊呼起来。无疑尤凤伟的长篇小说《衣钵》从艺术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土地改革”的新视角。
《衣钵》的构成是两条线索：一条是历史的，一条是现实的。穿梭于历史和现实之间的是早年的爱国青年，现在的美籍华人———姜先生。现实部分似乎引不起读者多少惊讶：一个有钱的美籍华人在大陆乡村办厂，所“应该”遭遇到的磨难，以致最后的灭顶之灾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这得感激改革开放后解放思想的大好形势，我们的报纸已做了不少这方面的事实报道了。
让人感到新奇的是历史的部分———“土改”竟是这个样子！历史学家唐德刚曾说过：历史和小说是一个铜元的两面———历史是根据实人实事所写的社会现象；小说则是根据实有的社会现象而创造出的虚人虚事。尤凤伟就是根据土改当年实有的社会现象而创造出他的长篇小说《衣钵》：“1947年的暴力土改，到底造成了怎样的损失？对此，刘少奇在1950年对苏联大使的谈话中曾经透露了一个数字，即‘被消灭的地主、富农、还有一部分中农，约有25万人’……这个数字并不包含死于土改整党过程中的相当一批党员干部，也不包括那些因为遭受暴力致伤、致残的人员，更不必说因为这一大规模暴力浪潮所造成的大量财产以及生产方面的损失。”（杨奎松，《开卷有疑》34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
从历史学家杨奎松的大作《开卷有疑》上我们还得知：历史上解放区从减租减息政策转向激烈的土改，最后导致“暴力土改”非一日之寒：“中共中央1946年决心推动土地改革运动……是它在突如其来的农民面前，基于其对1927年革命失败所总结的经验教训，而采取的一种应变措施。”这里指的“农民运动”就是在解放区发动的“减租清算运动”，在1946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会议记录中，康生发言肯定农民的做法，称：“减租清算运动发展中的实际内容是农民要求土地，解决的方法……一般理由都比较正大。结果地主只好出卖土地，而农民又不要买地，于是减价折让予农民。老解放区大概从1943-1944年就着手解决了，日本投降前已解决得差不多了。新解放区约三分之一亦已解决，但有种种偏向。”
“和平土地赎买政策”为什么没能坚持下去，最终导致了血腥的“暴力土改”？历史学家杨奎松在他的《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一文中，是这样分析的：“发生这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人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观念。因为相信国共之战是阶级之间的斗争，相信国民党代表的是地主富农等剥削阶级，而共产党所代表的是被剥削的广大农民群众，因而，当国共内战大规模爆发，即1947年之后，把地主富农当成蒋介石国民党的同盟军，而把劳动农民看成是共产党的力量源泉，就是不可避免的一种逻辑判断和政策上的一种必然选择。”
尤凤伟从一个作家的视角，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和调查得出了和历史学家同样的结论。于是，他在《衣钵》中生动地塑造了工作队长这个人物。侯队长家庭出身是五百亩地的大地主，读过大学，他为了证明已背叛了自己的出身，坚定地站在贫下中农的立场上，表现自己革命的彻底性，在领导田庄的土改中大开杀戒。小说最精彩的是第十二章：侯队长提审姜先生。侯队长面对已被他判为死刑的姜先生，打开心扉，毫不隐讳地道出了自己的心声。姜先生被他口吐真言吓坏了，怀疑他说的是真心话。“侯队长的脸突然一变，冷笑一声，说：面对一个将死的人，我有必要说假话吗？”把一个打着“宁左勿右”旗号的，大搞个人投机的肮脏灵魂活脱脱地刻画出来了。这个人物无疑将给当代中国新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一幅新的肖像。
如何面对历史，作家和历史学家的态度是一致的：那就是真实！在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辩论之后的历史学界努力追求着历史著作的无党无私和一视同仁，打破自古以来历史学家为追溯光荣历史，构造伟大系谱，形成凝聚力和动员力，确立政治合法性和权力的神圣性而“虚构历史”的习惯和传统。但是，文学界相去甚远。不知是因为作家们的无识还是无胆或是两者兼而有之。敢于真诚面对历史的作家真是廖若晨星。
尤凤伟便是这晨星中耀眼的一颗，从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创作的中篇小说《诺言》到近几年的中篇小说《小灯》、长篇小说《中国1957》等若干部历史小说中无不饱含着求实探索的精神，当然尤凤伟需要弄清楚的不只是有关事实的历史知识，他是有着自己的道德和形而上学的信念的。他的道德信念就是他所带给他自己对过去的理解的那些终极的价值判断；形而上学的信念指的是与这些判断相联系着的对人性以及对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的理论观念。他常说的一句话：求实才能向善。所以在尤凤伟的历史解释背后，归根到底乃是对人性的概括。正像英国哲学家沃尔什曾指出过：“除了历史学家各自为其特殊的目的所假定的特殊概括化之外，他们还各有一套基本判断构成为他全部思维的基础。这些判断关系着人性，它们是对人类的他们生活的过程中———不管是由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自然条件还是由他们的同胞人类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挑战所做出的特殊反应的判断。……历史学家正是根据他对人性的概念而终于决定了把什么作为事实来加以接受，以及怎样理解他所确实接受了的东西。”（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62页）
尤凤伟始终是沿着人性这条光明而又曲折的道路，进行他的历史反思小说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