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知名学者
王元化先生的辞世，我有预感。不久前，一个认识他的朋友告诉我，王先生病重在床，可能不久于人世。现在，这个让人悲痛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我和王元化先生相识于十余年前。更早的时候，我只是他的读者。我喜欢读他的文章，因为他不但有学问，而且有思想。他对郭沫若的批评，深得我心。上世纪90年代初期那个著名的命题——“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就是他大力倡导的。他担任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同时又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比起一辈子在书斋里生活的学者教授，他的文章不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为学术而学术，革命和从政的经验，使他的思考有一种社会的责任感和现实的穿透力。他提出的问题，往往是紧扣中国命运乃至人类命运的真问题，他的观点，一针见血，直接进入问题的实质和要害。这种思想能力，不论到哪国留学，都是学不来的。比起一般退下来的老干部，包括那些30年来站在思想解放前列，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老干部，他又更有学者的气质。现实的政治层面和形而上的学理层面同时在他的视野中得到关注，不论是中国古代的学问，还是西方现代的学问，都融会贯通，烂熟于心，为我所用，这就使他的表达方式超越了意识形态话语。而这种境界在领导干部出身的老人中，是不多见的。当今那些先在官场里混到高官，对学问并无兴趣，为了附庸风雅，凭权力到大学谋得教授头衔的赢家通吃的当代英雄，和王先生这样先有高深的学问修炼，后来又一度做高官的情况，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我和王先生谋面以前，和高增德联名发表过一篇小文章，《当今学界的南王北李》。文章认为当今大师之类的高帽子满天飞，实际上很多是廉价的吹捧，甚至自吹自擂。我们以为，中国之大，没有大家出现的慨叹，是以历史为镜，比如相对于五四时代而言。大家、大师，的确是时间长河淘洗的结晶。社会公认多在事后，而不在当时。但面对现实，大家风范，还是有迹可循。所谓大家，一是自己博大精深，有俯瞰古今中外的文化视野，能在多学科领域自由出入，整合自如，学问超过同辈。二是开一代风气，学术与思想打通，文品与人品一致，影响力辐射到各个年龄段。我们提出，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学界，“南王北李”值得注意。南王，上海王元化；北李，北京李慎之。他们一个曾是“胡风分子”，一个曾是“右派分子”；一个精于国学，一个擅长西学；都是半生坎坷，一腔豪情犹在。最近几年，关注的问题颇为相近。观其学术，纵横捭阖；读其文章，掷地有声。不管论学论人，都如快刀破竹，有一种灼人的思想力量。而且，他们率先提出研究命题，带动南北学界后生，影响所及之处，已是一片华章。
高增德原来就与元化先生保持通信联系。文章发表后，元化先生给高增德有信，以为“南王北李”的提法不妥，理由是不宜着眼于立场。后来我见到李先生，李先生也和我说，不要再提“南王北李”了。于是，当时我和高增德都放弃了这个说法。然而“南王北李”的说法还是在知识界流传开了。王先生去世以后，有的媒体又把王元化先生和钱钟书并称“北钱南王”，这个提法，我觉得更为勉强。还是摩罗的感慨：南无王元化，北无李慎之，更能反映知识界朋友们的现实感受。
1997年，我因为编《顾准日记》和《顾准寻思录》，到上海见到了元化先生。他和顾准的弟弟陈敏之先生住在一个小区。陈敏之先生一打电话，他就欣然表示愿意我去他家做客，并为《顾准日记》题写了书名。几天内，我到他家数次，有一次长谈了半天，受益匪浅。我突出的感受是，王先生的反思非常彻底，不管是马恩列斯，还是毛泽东、鲁迅，不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他自己投向的革命，都要一一重新思考。他做事也不含含糊糊。我第一次见他，正赶上庆祝香港回归。电视台要采访他，请他发表感想，他说，不要采访我，这件事上我谈不出新的见解，而应景的话我是不说的。他还告诉我，上世纪80年代他刚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时候，北京有人对巴金在香港报纸发表随笔反思“文革”很不高兴，就通过上海市委让他出面做工作，换掉巴金的上海市作协主席职务。他对市委书记说，你们代表市委作决定，我服从，但让我先提出报告，我不能干。王元化先生顶住了，巴老的作协主席也就没有换掉。
以后，我陪《社会科学论坛》主编赵虹到上海组稿，也受到元化先生的热情接待。
2001年，夏中义邀我参加编写《大学人文读本》。在革命与改良的专题里，编委会的同仁选择了元化先生上世纪80年代的一篇文章。《读本》出版以后，他们向元化先生赠送样书。元化先生看过以后，提出疑问：这篇文章的观点，我到90年代已经自我否定，你们要选，为什么不征求我的意见？当时出版社的编辑赵明节很紧张。夏中义也很为难。我自告奋勇，愿意当面找元化先生协商妥善的解决办法。当时，元化先生正在瑞金医院治病。我到医院，向他说明了编者的初衷。他表示理解。当面商定，在《读本》新版中，将他在90年代接受李辉采访时讨论革命问题的相关段落，替换《读本》的原有内容。
以后，夏中义又主编了《大学人文》丛刊，得到了元化先生的大力支持。他不但题写了书名，还推荐文稿，称赞《大学人文》是他见到的最有品位的出版物。
最后一次相见是两年前。我去上海交通大学参加有关大学人文教育的研讨。夏中义事先和元化先生联系好，到他的住所餐叙。那天，王先生邀来自己的几个弟子，和我们几个参与编辑《大学人文》的学者，尽兴畅谈。谈起当今高等教育的状况，元化先生颇多忧虑。当时他送了我一本新出的书，我也送他一本书。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是和元化先生的永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