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王元化先生驾鹤西去，我似乎没有资格写悼念文章。但王先生的学问人格，又常常让我辈后学心向往之，于是有了写一点什么的冲动。
亲眼见到王先生是在整整20年前。1988年5月6日至10日，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五届年会在安徽芜湖举行。我当时只是在读的一名研究生，却跟随导师参加了这次号称有189人之多的盛会。会议上各路大家云集，一些平时只是听说过名字的人物登上了讲坛：王若水、高尔泰、徐中玉、公刘、曾卓、何满子……自然也见到了时任学会会长的王元化先生。他在最后一天作了一个长长的总结发言，高屋建瓴，慷慨陈词。他说：把人道主义提到主体性的高度加以认识是一个进步，但现在更紧要的是提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意识。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化强调同一性，所以知识分子完全处于依附地位，到了当代便会出现所谓的皮、毛之论。而如何摆脱这种依附关系，应该成为当代知识分子亟须考虑的问题。从这一价值立场出发，他反对“遵命文学”；为了说明人性与情感的异化，他引用了罗斯金的名言：“少女可以歌唱失去的爱情，守财奴却不能歌唱失去的金钱。”我当时正沉浸在异化问题的思考中，这句名言一下子就进入了我的记忆库。
这个发言让我感到震动，由此想到上世纪90年代他提出的“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便不再觉得吃惊。那个时候正是一个“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年代，李泽厚敏感地意识到知识界精神氛围的变迁，而王元化则为学者指出了一条熔炼思想与学问的路径。今天看来，这个方案既富有建设性，也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联系他在1988年的那个发言，我就觉得他是在以一种更理性的方式陈述着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这种思考，也让我们这些后学晚辈看到了方向。
另一件事情是我听来的，至今不敢忘却。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所在的这所大学诞生了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与李泽厚对话，也发出了“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的惊人之语。然而，他的出位之思却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种体现。在那个多事之秋，他也做完了他的博士论文，但由谁来主持答辩，却让导师颇费踌躇。终于，导师想到了王元化先生。由于王先生特殊身份（既是德高望重的学者又曾担任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请他来做答辩主席就既可让极左派无话可说，也可以增加答辩的力度。于是，答辩委员会组成了一个豪华阵容，来自华东师大、四川师大、北大、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人民文学出版社、北师大的9位专家汇聚答辩现场，答辩会甚至成了一场学术研讨会——慕名而来旁听的人多达几百人，答辩会场不得不临时改到一个大会议室里。我读过王先生为此论文写的学术评议书，那里面既有充分肯定之辞，亦有中肯的批评意见和建议。而之所以肯定，除了写在纸上的文字之外，我倒觉得论文的选题与诗意论述传达出上世纪80年代特有的精神气质，亦是其重要原因。在那个年代，审美与人的自由让许多人痴迷，显然它也应该是王先生问题框架中的一个维度。
由此我便对王先生的身份产生了兴趣。在当下中国，宣传部长一职常常会让人产生许多联想。许多时候，他们都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同时，他们也常常异化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个零件。然而王先生却非常另类，他阅读黑格尔，研究《文心雕龙》，思考莎士比亚，脑子里装的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我们看不到宣传部长的影子，见到的却是一个学者的风采。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王先生如此孤傲高标、玉树临风，显然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
“为学不作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这是有人献给戴震纪念馆的题词，也是王先生非常喜欢的一句话。作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守护者、阐释者和发扬光大者，王先生已播下了新启蒙主义的火种，接下来便是如何薪火相传的问题了。在王先生仙逝的日子里，我们这些“后死者”应该扪心自问：我们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