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很複杂，人也很複杂，一个政党更是複杂得很。
所谓複杂，就是它所崇尚的主义变化大，它所採用的执政方法也在变化；它的领导人也在不断改变；领导人变了，影响他的主张和政策也随之在变化。时代在变，也影响他标榜的主张和政策不能不变。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说不清
拿中国共产党来说，也是多变的。它所信仰的主义和执政的方法也在变，它的领导人变了，也不能不影响它的信仰和方针政策在变。比如，它一再声称信仰马克思主义，其实，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连它的领袖和领导集团，也始终说不清楚。很多党员，比如我，实际上也没有搞清楚。现在世界上有上百种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或政治组织，它们也是各说各的，各自的主张也其说不一，莫衷一是。马克思本人，在他在世的时期，自己曾经明确的声明：「很肯定，我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不同意用「马克思主义」这个称号。他认为自己的思想本身也在变。他还认为，他的思想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和他多年合作的助手恩格斯，也是这种看法。当然，他们的基本信仰是很坚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人道主义者，他们的基本主张是解放全世界的劳苦大众，解放全人类。或者说，他们所崇尚的价值观是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博爱等等基本认识，而这已经被公认为是人类社会最普遍的追求，具有普世价值。很多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和他们的领导人，基本上也是这个主张。当然，实际上很多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并不是这样，常常是言行不一，甚至口是心非，说的一套做的另一套。
不管他们的说法和做法是什么，从实际上说，一种是用暴力革命的方法来夺取政权和维持政权。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来也主张暴力革命，但后期，随着时代的变化也变了。特别是恩格斯，他比马克思晚死十几年，他主张和平斗争的思想变得越来越强大。很多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或政治组织，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改变。
在世界上站住脚的，能够掌握政权并维持下去的，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革命的。这些国家至今几十年，现在还坚持着。另外一种是苏联。苏联就是靠用暴力革命维持政权，影响了十几个大大小小国家，曾经号称所谓盛极一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维持了七八十年以后却纷纷垮台了。
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霸王梦
我们中国共产党算是社会主义阵营中仅存下来的一个大国。自称信仰马克思主义，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用武装革命来推行所谓的社会主义，实际推行的是一种独裁专制制度。中共曾一再表白，「走俄国人的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就派遣各行各业的代表团到苏联学习。我也参加了周扬同志带队的中国宣传工作代表团，着重学习苏联《真理报》的经验。在建设现代工业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一百五十六项重大工程建设全靠苏联派遣各种专业代表团来华手把手的帮助中国人进行建设.可以说，没有苏联支援的资金和设备，没有苏联专家组帮助计划、施工、安装、投产，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那样完整，那样快地把一个农业大国变成一个工业大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二强国。在苏联政体瓦解后，中国能够坚持下来，从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各方面能够坚持下去，是有历史与事实根据的，这就增加了我们自以为是的一个重要理由。毛泽东曾经有过超越苏联，首先进入社会主义的雄心，这也是促使毛泽东决心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顾一切的蛮干一场，不惜一切代价的把中国推入他抢先跃进、进入共产主义的疯狂试验！他不满足於只当中国「四个伟大」的最高领袖，还要实现他成为国际共产主义霸王的迷梦，满足他极端狂傲的领袖欲，他的个人野心发展到了极点.这不只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而是「一霸功溃亿骨枯」，弄得整个社会陷入民穷财尽、整个国家处於崩溃的边缘。恐怕这也是空前绝后的奇灾异祸吧！
在这个时期，作为中央党报的《人民日报》当然也必须变为毛泽东得心应手的驯服工具。为了吹捧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抬高自己，打击别人，《人民日报》宣传了假马克思主义、假社会主义，伪造了假历史、假理论，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整人害人的巨浪，也跟着这位狂人领袖作了很多坏事，今天回想起来，也是骇人听闻的。
两次被打倒
我从一九五二年底起由西安的西北局办的《群众日报》调入北京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担任常务副总编辑。到一九六六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被完全打倒，成为报社的第一号「走资派」。至到一九七六年六月，我才结束了「反革命分子」的苦难生涯，得到解放翻身。一九七七年一月，我又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又在这个中央党报干了八年。直到一九八九年「六四」惨案发生，我又被打倒，行政上受到撤职处分，党内受到留党查看的处分，罪状是「天安门学生运动的黑后台」，罪名叫「资产阶级自由化」。从此，我又受到打压、折磨、排斥、歧视，至到现在。所以我这个《人民日报》的老领导，在这创？六十周年的纪念的时刻，忍不住要吐一吐苦水，写几句肺腑之言。
党报的人民性应高於党性
「四人帮」倒台后，我当了《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在胡耀邦领导下，我才有了更深刻的觉醒，也才有机会甩开手脚大干了八年。文革刚刚结束，我对自己所从事的党报工作，总结了一下几十年的经验。一九七七年三月，胡耀邦担任党校副校长后，邀请我到中央党校去讲课，我作了关於《党报、党和人民的关系》的讲演。这次演讲，可说是推心置腹，畅所欲言，对我多年从事的党报工作，痛痛快快地讲了三个下午（这次讲演的记录稿登载在《胡绩伟自选集》的第一卷）。我概括总结了几十年的办报经验，我以为：当党的方针政策正确时，党报的宣传报道也是正确的；当党的方针政策大错特错时，党报完全成为驯服工具，它的宣传报道也跟着兴风作浪；当然，当党犯错误时，党报虽然不可能不跟着犯错误，如果主持报纸的负责人头脑清醒，也可以少跟着犯错误，作一点力所能及的努力，减轻党和党报的错误.在这次讲演当中，我提出了「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我以为：我们党本来是人民的党，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报是党的报纸，也应该为人民服务。就是说，党报应当有党性，也应当有人民性，而且，人民性高於党性。主持报纸的人，不应当仅仅服从党性，而要把人民性放在第一位。就是说，「人民至高无上」。当华国锋当党主席时，我没有完全跟着犯错误，甚至避免了一些错误.当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时，我扶助党中央把这张中央党报办得相当出色，帮助党中央作了很多受到人民拥护的好事，《人民日报》的发行量很快上升，达到五六百万份，最高升到六百三十万份，开创了人民日报发行量最高的历史纪录。我的「人民性高於党性」这个论点虽然得到新闻界很多人的赞成，也受到一些人的强烈反对，甚至成为我的一大罪状。从此，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成为新闻理论上的一个大争论。
中共实际上为什么人服务？
应当看到，就在胡耀邦、赵紫阳主政的时候，被捧为毛泽东之后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提出所谓「四项基本原则」，要坚持毛泽东那一套独裁专制的统治思想，也採用毛泽东那一套无法无天的手段，层层设置陷阱来进行阻挡和破坏，想迫使胡耀邦、赵紫阳完全听从他的指挥，企图树立他的个人权威。邓小平的谋略军师胡乔木，也积极配合邓小平对胡赵总书记的打压，对《人民日报》和我施展阴谋诡计，想把《人民日报》这个十分重要的宣传阵地抢夺到他的手？。到一九八六年，邓小平把胡耀邦搞倒，以后又把赵紫阳搞倒，公然进行了天安门大镇压，完全扼杀了胡赵十三年的新政。从此，《人民日报》又一次成为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喉舌，报纸的发行量大滑，从五、六百万份跌到二百万份。
在纪念《人民日报》创刊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以为仍然值得探讨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我们办党报的人，是不是也应该想一想：我们办这张报究竟是在为谁办报？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不是也应该想一想，我们党实际上是在为甚么人服务？
这就是我在《人民日报》创刊六十周年时的感想。
二○○八年五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