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的书我收集了十几册，大多是香港出的初版书。不是刻意为之，他老先生的书在香港的旧书店里着实不少，种类五花八门，内容良莠不齐，这是那个年代香港作家常见的现象，为稻梁谋，出书草率，不得不然耳。这里有讴歌中国建设伟大成就的“北行”数记，有回忆民国文艺界的《文坛五十年》，有一些人物的传记如《蒋百里传》和关于国学的文章。有次还看到他的一部长篇小说《浮过生命的海》，当时实在没有收的兴趣，这个后果很严重，以致他在香港出版的书的收集未成去全璧，至今引为憾事。
曹的怀人文章写了很多，国内出版过《听涛室人物谭》厚厚的一大本，所选的都是近代史上让人感兴趣的人物，以作者的广洽见闻和亲身经历，应该很有史料价值和看头。可事实是很多文章都是虎头蛇尾，有的简直不知所云，读了让人气闷，这也怕是爬格子的后果，字数所限，刚开了头就需煞尾。如没有限制，当不会如此，他在《明报。自由谈》上谈知堂的文章就是极为精到的一篇。
“北行”数记和《万里行记》这样的书，满纸假话，让人不忍卒读。不过那个年代，香港的左派作家的文风和内地作家也就是五十和一百步之隔，苛责曹氏似不公平。曹聚仁和周氏兄弟都极好，他自矜地说过，鲁迅骂过很多人，但从没骂过他；他在上海办乌鸦杂志，鲁迅还写文捧场。作为鲁迅的老友，他晚年当仁不让地写了《鲁迅年谱》和《鲁迅评传》，知堂在给曹的通信中，曾盛赞《评传》，但我很怀疑知堂的称赞是不是违心。这两本书我都看了，虽然一些地方评价客观，优于那个年代内地出版鲁迅的传记，习惯性颂扬鲁迅，但作为故友，把人家的评传写成那样，实在是不够意思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经曹聚仁的牵线，周作人的一些文章和译稿在香港和南洋报纸上登载，这是曹聚仁在香港做的一大好事。知堂和鲍耀明的通信，也是曹从中作成。周曹、周鲍的通信和《知堂回想录》的出版，为研究周作人的晚年思想提供了大量有用的资料，功莫大焉！《知堂回想录》的出版还给曹聚仁带来过麻烦，大凡研究周作人的人，都会知晓，这里且略过不谈。
不用别人贴标签，在五十年代初南下的文人中，曹聚仁是不折不扣的左派，但他在香港却是个“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人物，左派说他反复无常，右派骂他为统战分子，两不讨好，胡适在给别人的信中，直指他为“妄人”。他在国共两党的上层有很好的交际，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夏衍晚年有一篇《怀曹聚仁》的文章，虽然有人说是别人捉刀，但文章对曹的评价极为精当，其中引用了一段周恩来的话：“曹聚仁终究是一个书生，把政治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他想到台湾去说服蒋经国易帜，这不是自视过高了吗？”不过，曹在1972年去世的追悼会上，盖棺论定为爱国人士，也算没有白忙活一场。
晚年的曹聚仁，生活颇为困顿。最近披露出来的曹聚仁给鲍耀明的几封佚简其中就有告贷的文字，垂病偃卧在澳门镜湖医院，境况甚是凄凉。在香港南天书局出版的《周曹通信集》的扉页，影印了曹在澳门欲典书筹措医药费的信，读来让人酸鼻，兹录如下：“××兄……书整套转让，希望能得一万五千港元……弟已衰老，决无他求。只是四、五两月，乞兄每月借我各一千港元。当然不勉强，乞兄斟酌”：“医院每月要两千港元开支，合其他该有三千港元，今后四个月只好靠兄支持了，每月支我五百港元。拜托。”
去年暑天在澳门闲逛，在果栏街一家卖椰子的糖水店里，斑驳的墙壁上，赫然挂着一张镶嵌在镜框里的曹先生的手迹，一时间觉得时光倒错。澳门这个鬼地方，真是无奇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