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是现任昆明市委书记，因为高调而强势的推行一些贴着“改革”标签的政策举措一再引发舆论关注。从江苏宿迁市委书记到江苏副省长，然后调任昆明市委书记，与多数地方干部要么闷声发大财，要么低调积累政治资本的做法不同，仇和一贯高调，一贯言辞锋利，在当下拘谨死板的政治生态中，仇和的另类让人耳目一新而被给予了额外的想象空间，这就是所谓的仇和现象。
当然，仇和现象也许只是一个误会，只是舆论关注的一种叠加，这个现象未必有什么代表性。因为缺乏有效的信息，普通公众很难断定仇和现象背后是个性官员的自我展示，抑或是某股政治力量试图在公共话语领域的上位。
不过站在现代政治立场，“仇和新政”依旧是权威主义的改头换面，其中很难找出符合现代政治理念的要素。根据一些媒体的记录和描述，仇和现象的主要亮点如下：铁腕改造城中村，高调治理污染，公开领导电话，成立招商小分队，教改医改市场化，撤除打瞌睡下属等。一些更生动的描述是：仇书记要求公务员天天写学习心得，仇书记要求所有的部门领导都去招商，仇书记要求领导干部24小时开机待命………
站在权力的立场来看，这些现象也许寓示的是铁腕，高效，勤政，展示的是一个以发展经济为己任的雷厉风行的官员形象。不过在宪政民主观念已经广泛社会化的今天，这些权威主义伪装起来的改革，已经不再光鲜，很难再赢得人们的掌声。中国官场几千年的传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仇和目前的这些执政举措基本没有超越这个框架，通过这些所谓新政，仇和的个人政治权威得到确立，行政效率短期也许会有所提高。不过恐怕这些就是所有的收获了。
由于民主政治迟迟没有启动， 威权政治已经无法有效回应政治合法性的追问，因此政治权力结构已经逐步走入一种脑死亡的状态，客观上政治重心在下降，地方政治力量具有了更多的自主性。类似仇和这种地方要员，只要背靠一定的政治后台，展示一些的独特风格，不做政治鸵鸟，很容易就成为这种衰败的政治生态下的明星。 这种现象多少也体现了陈旧权力结构试图局部自我更新的努力。
在缺乏公共参与的条件下，这种努力是走不远的，它的结果注定还是失败。在个性官员+威权主义的政治叙述进程中，现代政治理念中最重要的要素民意。问责，程序等价值却没有得到任何体现和尊重。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绝对权力主导的所谓勤政亲民姿态带来的哪怕不是灾难，也往往都是后患无穷的政治苦果。权威主义加上个性官员加亲民勤政的混合包装，终究无法替代民主政治架构的官员约束和问责机制。从政治观念的光谱视角来看，这个集权体制所能提供的最新换代产品，还停留在几百年前的清官和能臣的水准上，与宪政民主制度下的地方治理不能同日而语。 社会变化之脉动在一个封闭的威权体系中催生不出真正的新政。一个威权体制的致命缺陷就是它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自有其走向坍塌的内在逻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大胆的对仇和说，仇和先生，你落伍了。
不过值得留意的是借助仇和现象所展现出来的公民社会的力量。 在仇和现象引发的无数讨论中，我们看到公民社会不再以背景或者虚拟的方式存在，而是开始实在的登台发声，在政治性的议题上，公民力量展现的轮廓从来没有这么清晰过。
在这个进程中，一些重要的因素在共同起作用。
首先，仇和的官位不算太高，这使得公民力量可以构成一个有效的对手。客观的说，目前的公民力量还处在一个稚嫩的成长阶段，对于权力的发声能力是有限的。公共舆论空间对于位高权重的官员似乎只能起到主旋律的唱和作用。比如对于政治局委员级别的官员，或者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层次的官员，媒体基本无法进行独立的褒贬，最多打击一下因政治斗争失败下台的“落水狗”，比如媒体对陈良宇案件的报道。不过，随着公民社会的逐步演进，媒体的独立性正在逐步增强，讨论政治人物和政治议题的能力已经大有提高。大胆的媒体已经可以触及省部级别官员。2007年的舆论空间成功的对许多严重违规的县委书记们（西风县委书记张志国就是其中典型）进行了“斩首行动”。仇和作为一个副省级官员成为公民力量的可能猎物，并不让人奇怪。
其次，媒体的竞争态势和媒体从业者职业素质的确立，这提供了一种公共讨论的平台和言说能力。平面媒体和网络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强化，任何一份地方报纸只要在践行舆论监督功能的时候稍微展示其职业素质，都能得到网络的强化和扩展。在仇和事件中，他们改变了报道的自我审查的默认规则，而试图以刺激的内容来上位且获取市场认同。
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是通过网络民意的表达，无数的公民主体正在加速形成，这是公民力量源源不断的动力。 在对仇和现象的评议中，专家学者，时评精英和无数的网民以平面和网络媒体为主要舞台，自由的，持续的参政议政，以直接间接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政治的意见以及分歧，这些言论形态各异，有的尖锐，有的中肯，有的谩骂，有的嘲讽；言论背后的政治光谱也相当丰富多彩，有为仇和式威权模式赞美的，更多的是站在自由和权利的立场对仇和式政治理念的分析和鞭挞。对仇和现象的评议，各种政治观念，各种对于公共生活的理解，似乎头一次，可以在同样的舞台进行演出。
《公民》月刊第14期的社论“从网络民意到代议民主”对这种公民力量有一个全景式的描述，“过去的2007年是中国网络民意崛起之年。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民意的自由表达最为勃发的一年。普通民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愿意、也更有条件”发声”了。以互联网为主体的新型媒体与技术手段正在成为民意的形成与表达的最重要平台。网络已经超过传统媒体，成为最大、最集中表达民意的窗口。 随着中国的网络人口超过两亿，用电脑、手机、数码相机和DV武装起来的年轻主力网民，在博客、论坛、MSN、QQ等即时通讯和短信等虚拟网络平台上积极表达自己对公共事务话题的看法，参与公共事件的讨论。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位记者、都是一位评论员。每个论坛都是一份杂志，每个博客都是一份个人出版物。”
不是所有的官僚体系中的成员都能感受到这种力量，许多不知天高地厚的县委书记们，铁道部和外交部那些傲慢的发言人，以及很多浑浑噩噩依附于体制的干部们，他们看上去依旧都生活在旧世纪，在权力的幻象中，醉生梦死。仇和不像他们中的一员，仇和起码感受 到了舆论和民意背后的公民力量，虽然他看上去并没有学会如何有效回应这种公民力量。
当然，这个成长中的公民社会迄今为止所展示的力量还是间接的，是柔弱的，还谈不上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公民力量还无法形成制度化的通道影响昆明的政治格局，也无法改变地方政策，但是毫无疑问，这种冲击是不容忽视的。当北大教授姚洋因为批评仇和而被邀请去昆明的时候，就说明了公共舆论的威力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和地方强势政治人物相抗衡。
在法律的和政治的通道有效建立起来之前，我们还没有看到纯粹从民间成长起来的政治家，我们也还没有看到真正通过选举中拼杀出来的代议士。 公民组织也由于政府的严控而没有得到有效发育，但是任何一股忽视这种力量，不和这股力量进行必要的对接的政治人物都将受到公民社会的反制和惩戒。在这个意义上，仇和先生如果真正希望有所作为，他需要做的恰恰相反，不是展示权力，而是展示谦卑，不是贯彻从上而下的政治意志，而是放开政治通道，接纳从下而上的民意洗礼。没有这种民意基础，仇和新政的光环将什么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