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位于华盛顿的劳改基金会多年来主要从事研究中国的一些人权项目， 如劳改制度、死刑和摘取死囚器官、计划生育政策中所导致的大量杀戮、宗教自由和少数民族问题。参加对外的公开活动不是基金会的重点，基金会宁可把时间、人力和物力集中在课题的研究、出版有关书籍和出版劳改犯人的传记系列以及对美国国会提供各种相关人权主题的资料和讯息上。
在北京奥运倒数计时百日之际，香港记者协会在世界新闻自由日，会同独立中文笔会和其他国际性新闻和写作组织，于五月初在港举办了一个较为大型、名为“同一个梦想——我们要表达自由”的研讨会暨文艺活动。鉴于香港地位的特殊和重要，劳改基金会这次表面上虽然维持低姿态，但是从财力和人力上都对活动给予较大的支持。劳改基金会的姐妹组织“中国信息中心”的主笔陈奎德博士和作为基金会华盛顿办公室主任的笔者，参加了会议和其他活动的全程。由于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张裕临时被拒入境，原本一个寻常的国际性研讨会几乎变成了政治事件。
在4月3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坐在台上的各个组织的代表，全用白布将嘴蒙住，手牵手沉默地站在台上。主席台上空着的那个位子好似难看的疮疤，提示人们中国政府为所欲为、干涉香港言论、学术和新闻自由的劣行。时值奥运火炬传送到港，北京草木皆兵，任意对一些拥有中国和外国国籍的“假想敌”摆出冷脸，禁止入境。张裕具有中国公民身份和有效护照，也只有这样专权的政府，才能随意收放，对自己的公民施行绝对的人身自由控制权。为此，香港的中英文报纸于次日都大肆报道此一丑闻，苹果日报还头版头条呼喊： “ 圣火来了，异议份子来不了”。
香港是大陆的政治风向标。从1997回归以来，国际社会都非常留心香港的变化。从经贸的角度来看，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每年大量涌进港澳地区的大陆客，发挥了从价格到品味，从广告语言乃至销售方式的巨大影响。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变化也在悄悄地进行中，大陆的人员逐渐渗入这些领域，一种不易觉察到的自律和警惕意境蔓延开来。特别是新闻媒体方面，自我审查成了生存竞争的规律，只不过每家报纸刊物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为了标志这个敏感的主题，也为了声援香港的媒体同仁，劳改基金会特意要支持本次的研讨会，将中国大陆和香港本地的新闻和言论自由作为主题，在奥运前夕摆到台面上来，跟来自世界各地，特别是主要来自中国大陆的作家和文字工作者进行交流。
对“大陆的言论、写作和出版自由”的主题，杭州作家昝爱宗、北京记者高瑜、王光泽、学者丁东、四川作家冉云飞都发表了他们个人的观点，陈述了自己的经验。昝爱宗指出新华社就像奥维尔的《1984》中描写的“真理部”一样，专说谎话，散布谣言。大陆有80多万名记者，但是政府全权掌控颁发记者证的权力，目前只有十多万人拥有记者证，其中新华社记者的红色证最香，走到哪儿都畅通无阻。没有记者证或证的颜色级别低的记者，跑到地方上去采访，钻那“异地报道”的空子，往往就要受皮肉之苦，弄不好会被地方势力痛打一顿。高瑜指出大陆媒体的“奥运情结”，对西方媒体的排斥和扭曲，“愤青”也都进入了媒体。冉云飞提出， “恐惧”是统治的中心哲学。他自己走过漫长的道路， 自我完成了“去恐惧”，因此能“匪话连篇”（他的博克）不逾矩（不进大牢）。丁东点出了大陆出版界的紧箍咒——所属官方单位，一个作者若不在这个系统内，几乎难以出书，但是在单位内，又要接受审查。大陆的五百多家出版社自律严重，矛与盾，如何舍取？当然还有地下出版的渠道，这就不足于外人道也了。还有一庄黑行当——买书号，这也间接取代了审查的功能，一个书号大约两万多元，寻常的作家谁能负担得起呢？北京和解智库召集人王光泽提出的“和解”议题了引起很大的争议。他提出南非主教图图和曼德拉都跟曾经迫害过他们的白人政权和解了，那么邓小平开始了改革开放，现在中国社会也应该以“和”为重，在后极权时代争抗手段也应当精致化，人们在跟官方面对峙时，不要只寻求正面对撞，要考虑和解的途径，特别是对一些历史性的问题时，更应考虑社会的和谐，免得落入“暴戾”的怪圈。他的发言遭到强烈反弹，中国那些民工、矿难家属、爱滋族、拆迁户、流亡藏人如何跟正在压迫剥削他们的政府和解？政府对土改、反右、文革、天安门的屠杀还没有承认错误，继续隐瞒真相，向项受害者、幸存者赔偿道歉，这时就奢谈和解？何等荒谬！
北京政府应允奥运时期西方媒体在中国享有采访和报道的自由。但是实际情况却相反。研讨会上，驻京外国记者协会的主任Melinda Liu、香港外国记者协会的Francis Moriarty、香港的黄煜教授、张善喻教授、资深记者林和立（Willy Lam）都发表他们这方面的个人经验。刚被释放的海峡日报的记者程翔更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连外国籍的记者触犯了天条，都不能幸免牢狱之灾。最近奥运前的这几个月对外国记者来说的确是进行报道的最佳时机，来自官方的干预相对少一些。然而还是不断有西方记者被骚扰、在采访时被阻扰，甚至受到拳脚侍候。还有些人收到匿名信的死亡威胁，因为他们报道中国的阴暗面。
《苹果日报》的老板黎智英参加了研讨会并跟与会者座谈，他态度颇为诚恳，他说办报自然有一个自由的理念，但是赚钱也同样重要，否则都白搭。他试图在说真话和传递真相以及大众品味之间寻求平衡，要通俗又不至于庸俗，要有创意才能生存。中共的打压令他每年丧失几亿元的广告商机，但是还是存活下来，并且能到台湾去发展，因为那里是个完全自由的社会。黎智英经常参加报纸的编辑会议，因为不然找不到报纸的感觉和味道。但是他说他不是去干预和审查，他只是留心报社作为整体的文化和价值观。换句话说就是民主和自由的理念不能动摇。
香港虽是个花花绿绿的世界，但是依然商业味道远盖过文化气息。这次的活动中有半天是不同的参与组织摆出各自的摊位，陈设出版物和海报。劳改基金会和中国信息中心都设了自己的展台，并将基金会整套《黑色文库》的二十多本政治犯、良心犯的自传和传记陈列出来。廖亦武的新作 《最后的地主》上下两册刚刚问世，也出现在展台上。另外的特别出版物如关于中国的灾难性的一胎化政策的中英文书籍《国策下的国难》、Better Ten Graves Than One Extra Birth、 刘晓波的《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劳动教养和留场就业》、《共产党的慈善事业——关于中国摘取死囚器官的报告》、The Communist Charity: A Comprehensive Report on the Harvesting of Organs等书以及中国信息中定期所出版的《观察双月刊》也都出现在摊位上。虽然参观的人比预期的少，但是劳改基金会的面目能于奥运前夕在香港展现，它的工作能被部分关心的市民所了解，毕竟是一件可喜的事。许多中国大陆的作家、记者、独立中文笔会的成员都来参观展台，并对展出的出版物感到很大的兴趣。也有香港的市民来询问，如何能够购买到这些看上去并不十分商业性的出版物。有人对劳改基金会新设立的“雅虎人权基金”感到好奇，雅虎跟劳改有什么关系？这就又引出了新闻自由的话题，两位因网络言论而治罪的作家和记者王小宁和师涛被北京政府判刑十年，因为他们的判决书上有雅虎公司提供的“罪证”。雅虎公司现在赔偿两位受害者，并且委托劳改基金会成立一个“雅虎人权基金”，专门帮助中国的因言致罪的网络异议人士，并进行人权民主的教育工作。为达到教育的目的，今年秋季世界第一个“劳改纪念馆”将由首创人吴弘达在华盛顿揭幕，届时将有世界各地的人士和美国国会的政治家临莅。
向一个专制政权争讨言论自由不是容易的事，但是正如一位中国作家所说，政府有一双手，十个指头，但是从事写作的人多如蚂蚁，成百上千，十个指头倒底捺哪几个呢？捺了五个，还有十个，捺了十个，还有一百个。这就是希望所在。